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如此行走操练，止熟本处，不知他处，止知本省，不知外省。臣欲稍为变通。每年总巡、分巡及在本洋巡哨者，俱仍照常巡哨外，臣每年于此外另派熟悉之员，带领官兵，配给船只，南风起时，令自闽省直巡到浙省尽头，北风起时，令自浙省回棹，直巡到闽省尽头。并令俱经由外洋岛澳，令本处巡船与之在彼合哨。不到者据实揭报题参。如此则各处哨船不能偷安，而外洋大盗亦难藏闪。且各处哨巡官兵常到外洋，经历既熟，自渐无畏怯，不惮远出矣。至此巡查之员弁兵丁，臣派令极熟者五分，参以次熟者五分，令其同往。沿路所过，每到一处，即添带武官一员、兵十名，亦令同往，俾其操练。则二等、三等以及稍生之官兵，往返一番，自必俱有长进。若遇有海运米谷等项之事，或到江南、山东、广东等处，臣亦酌量派配官兵，令其押船行走。所走之处愈远，则所知情形愈远矣。
乾隆十四年总督喀尔吉善偕巡抚潘思榘条奏海防三事：一、内地民往来外洋，勾结滋事，应会保甲族长于编查门牌时将户内所有往贩外洋之人，或为舵水，或为客商，逐一登明。倘久客不归及倏去倏来、形迹可疑，并外番人往来其家，即报详究。一、洋船舵水等给照时，应逐名亲验某郡客商，跟役亦亲验取给，至出口如有更易，许船户呈明守口各员，于总照内填注。不能远赴原籍取结者，即取其行保及同船客商公结，俟入口时验明原照，方准回籍。一、洋船回棹之六、七、八、九等月及出行之十二、正、二、三等月，责沿海汛弁兵丁昼夜巡查。渡载外洋人货者，以私越论。
谕实力行之。
乾隆二十五年巡抚吴士功条奏：查渔船例于三月中旬、四月下旬出口，至五、七等月回棹；九月、十月出口，年底回棹。向多逗遛滋事，应责令澳甲、船主，先向进口渔船查明未回渔船现泊何处，因何未回，禀地方官移营押回。澳甲、船主不禀，分别治罪。一、渔船捕渔为业，非比商贾贸易，即偶有携带，应令赴置货地方汛口验明给单。如单外携带多货，沿海汛员查出，移县查明来历。
吴士功请开台民携眷之禁疏：窃惟我朝德威远敷，薄海内外，共沐恩膏。如台湾府属一厅、四县，今归隶版图将及百年，久成乐土。居其地者俱系闽、粤滨海州县之民，俱于春时往耕，秋成回籍。迨后海禁渐严，一归不能复往；其生业在台湾者，既不能弃其田园，又不能搬移眷属，别娶番女，恐滋扰害。经升任广东抚臣鄂弥达具奏，凡有妻子在内地者，许呈明给照，搬眷入台，编甲为良。旋经议行在案。嗣于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迟延，亦属无几，请停止给照。续于乾隆九年，巡视台湾御史具奏，以内地民人或闻台地亲年衰老，欲来侍奉，或因内地孤独无依，欲来就养，无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头奸艄，将船驶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人烟断绝，坐而饥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因碍请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请仍准携眷。经部议俱如所奏。十二年，督臣喀尔吉善复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请定限一年之后，不准给照。自此停止以来，迄今十有余年。现在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向之孑身过台者，今以垦辟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无知者，今已少壮成立、置有田产矣。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安。
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卢鼎梅纂修县志云：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奸艄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船串通习水积匪，用泾漏之船，收载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绐令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适涨，随流漂溺，名曰「饵鱼」。言之痛心。臣一载以来，留心查访，实属确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发者，缘事在汪洋距浸、人迹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没于波臣，侥免亦缘自干禁令，莫敢控诉。伏念内外民人，均属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之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必自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臣所以迭有给照搬眷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之后，亦未有眷口滋衅生事者。盖民鲜土著，则有离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谋久安之计。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台者因羁逆旅，常怀内顾之忧，在籍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内地老幼男妇、焭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至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
嘉庆四年巡抚汪志伊议海口情形疏：闽省负山环海，地狭人稠。延、建、邵、汀四府，地据上游，山多田少。福、兴、宁、漳、泉五府，地当海滨，土瘠民贫；漳泉尤甚，风俗素称犷悍。至台湾一府，虽孤悬海外，而禾稼一岁三熟，米粮充裕；除岁供内地兵粮谷六万余石、兵眷谷二万余石外，商贩源源内运，以济民食，而漳、泉尤资接济。是一省之米粮，恒不敷一省之食用。溯自康熙二十三年工部侍郎金世鉴奏准通海，五十六年因有盗米出洋、偷卖船料诸弊，议准禁止。至雍正五年，复经督臣高其倬奏准开洋，殷商大贾，并往外番贸易，每船可养舵水百余人，并买载番米、番货运回出售。百余年来，商贩流通，颇资利赖。此闽省民食情形及后先开洋之原委也。
闽洋北接浙江，南连粤省，延袤二千余里，岛屿周回，口岸丛错，设立水师三十一营，额设兵二万七千七百三十名，额设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只，分列南北，为犄角之势。中以泉州之崇武为界。自崇武而南，派令南澳、铜山、金门暨提标后营各镇将巡缉。自崇武而北，派令海坛、闽安、烽火暨金门右营各镇将巡缉。往来梭织，声息相通。一遇匪船，游奕即互相知会，上下兜擒，声势颇壮。嗣因船身笨重，捕盗不甚得力，经前署督臣觉罗长麟奏准，照商船式样改造八十只，较为灵捷。又因舵工例用兵丁，常在本辖洋面巡哨，未能熟悉隔辖港道沙线，经前督臣魁伦会同前抚臣费湻奏准，召募商船谙练船工，驾轻就熟，奋勉追捕。此闽省水师营制及历年缉捕之情形也。
至若洋匪，从前不过土盗出没。自乾隆五十八、九年间，安南夷匪，胆敢窜入，互相勾结。土盗藉夷匪为声援，夷匪以土盗为爪牙，沿海肆劫，掳人勒赎。苦非抢掠商船食米及串通贪利之渔户行户运米而出，易赃而回，并接济淡水，资送火药炮械等项，安能久留洋面为匪？臣伏念开洋以来，原以藉贸易之盈余，补耕耘之不足，商与民交相赖。一经洋盗滋扰，商累而民亦累，诚如圣谕必须洋面日渐肃清，而于商民仍无妨碍，方为尽善。
今有议论禁货船以靖盗贼者，谓以海船载货而出，载金钱而归，艳目熏心，启戎诲盗，甚至济米消赃，应行禁止。殊不知船户多家，作何安置。即如闽海港澳共三百六十余处，每澳渔船自数十只至数百只不等，合计舵水不下数万人，其眷属丁口又不下数十万人。沿海无地可耕，全赖捕鱼腌贩，以为仰事俯育之资。况商船更大，其舵水悉系雇用贫民，更不知其几千万亿众也。若一概令其舍舟登陆，谋生乏术，迫于饥寒，势必铤而走险。将恐海盗未靖而陆盗转炽矣！且船只小者需费数十金至数百金，大者必须数千金，变价无人承售，拆毁更非政体。他如米豆、盐茶、棉花、布帛暨一切对象，一省通交于数省，外番互通于内地者，何可胜数。一旦禁绝不通，所关亦非细故。正不特税课之短缺也。
惟海船固不可禁，而查察不可不严。每澳设有诚实澳甲一名，每十户又设一甲长，查拿通盗及为匪之犯。知情不举者连坐。各汛口复有员弁，均于出入盘查，船户既不能夹带，行户无从透漏，立法已为周密矣。但恐日久玩生，惟有随时整顿，以绝盗资。是稽查洋弊，即在于出海之船，正不必绝通海而始可言禁制也。
又有议请于海口添设重兵者。查海岸绵长，十里设汛，五瑞安塘，每汛约添丁十名，合计非万余人不可。皇上绥靖海疆，固不惜此经费，然必事归有济，方使帑不虚糜。今沿海既不可步步为营，而每汛添兵不过十余名而止，顾此失彼，何当实用？查盗匪或遭风落海，或被拿跳海，常凫水到崖。又或买米取水，潜行上岸者。历经各汛兵拿解严办在案，从未有群盗登岸之事。盖沿海村庄以海为田，人自为守，一有盗船临境，则岸民千百为群，农具皆成兵器，是乡勇已倍于盗匪亦大有助于官兵。且各汛设有防海大小炮位，以高临下，以逸待劳，一炮可当千军之勇，盗不敢近岸者以此。所有各口岸，似无庸添设重兵。至水师长技，除驶船、推舵、转篷、折戗、扒桅、泅水、对施鎗炮、往来攻击外，其制胜者尤在夺上风，放风箭以烧篷，掷火牌以轰船，射舵工以穷驾驭。闽省弁兵，从前未免因生疏而怯愞，甚至晕船呕吐，数年来缉捕洋匪，拔弁于老渔，简兵于海户，配定舟师，频年在海涉历风涛，获犯颇多，技艺日臻娴熟。是操练之效，即收于缉捕之中，更不必舍缉捕而别筹操演也。
臣复核盗匪情形，近数年颇有不同者，治土盗易，治夷盗难。盖土盗不过一、二桀骜，掠商渔而乘其船，胁其人渐成党羽，计一船之真盗无几，余皆被掳耳。被掳者未尝不恨盗，亦未尝不思归。以兵攻盗，兼可以盗攻盗。广开胁从之生路，重悬购盗之赏格，并将捕盗所获之赃，给与擒盗来献之人，以歆动盗伙，离间盗心，使相疑忌。自是土盗闻风陆续投首，剿抚兼施，当无难清理。而夷盗则不然。夏初乘南风而来，秋末乘北风而返，并无投首之心。尤可恶者，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势限于仰攻，鎗炮窘于逆击，较治土盗稍觉其难。然夷盗之踪迹在洋，其食用未尝不需于陆。臣惟有力加整顿，严饬沿海地方官认真绝行户之透漏，严饬各守口员弁实力清渔船之夹带，务使贼赃无人代消，食米火药无人接济，以穷其术而困其力。仍一面选精锐之舟师，鼓勇敢之战士，相机掩击，以歼其魁，而除其党。则洋面自可日渐肃清，而生民之生计仍无妨碍矣。
总论
海在福建为至切之患。汉元封，伐东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勾章（勾章浙江慈溪县），浮海从东方往，遂灭闽越。三国吴建衡初，遣军自建安海道与荆州之师会于合浦（合浦见广东廉州府），以击交址。陈天嘉四年，章昭达于东兴，度岭趋建安，讨陈宝应，诏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海道会之，宝应败灭。隋开皇十年，泉州王国庆乱，自以海路险阻，不设备，杨素泛海奄至，击平之。五代汉初，吴越遣将余安自海道救李达（达即闽叛将李仁达，时据福州），南唐陈觉、冯延鲁等围福州，余自海道至白虾浦登岸，延鲁等败走，遂有福州。宋德佑二年，张世杰等共立益王昰于福州，蒙古将阿刺罕自明州海道夹袭，福州旋陷。明初讨陈友定，亦命汤和由明州海道取福州，全闽悉定。明景泰三年，尚书薛希琏出经略，迁浯屿水寨于厦门，议者以为弃其藩篱。是时虽增置小埕、铜山二寨，沿边卫所镇戍之设，渐加密焉，而奸商酿乱，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浯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泊所据。浸淫至于嘉靖二十六年以后，祸乃大发。论者谓东南之倭乱，闽实兆之也。自是审斥堠，严会哨，寇去之后，犹亟亟不敢懈焉。盖列戌于海上，而哨守于海中，不易之法矣。说者曰：海中岛屿，东西错列，以百十计，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若其最险要而纡回，则莫如澎湖。盖其山周遭数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内溪可容千艘，往时以居民恃险为不轨，乃徙而虚其地，驯至岛夷乘隙巢穴其中，力图之而后复为内地，备不可不早也。又海中旧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矣。东则海坛，西则南澳，皆并为险要。守海坛则桐山、流江之备益固，而可以增浙江之形势。守南澳则铜山、元锺之卫益坚，而可以厚广东之藩篱。此三山者，诚天设之险云（方舆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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