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父的信的那星期六下午——是一个晴朗的五月的下午，淡黄的太阳光照得人满心欢喜，父的脸也明朗得多——和父一同地去看我们的旧宅，去祝贺俞老伯的进屋吉期。
那条街比从前热闹得多了，我们的屋子的四面也有了许多法风的建筑物，街旁也有了几家铺子，只是我们的屋子的右边，还是一大片田野，中间那座倾斜的平房还站在那儿，就在腰上多加了一条撑木，粉墙更黝黑了一点。旧宅也苍老了许多，爬在墙上的紫藤已经有了昏花的眼光，那间黄的小房间的窗关着，太阳光照在上面，看不出里边窗纱的颜，外面的百叶窗长了一脸皱纹，伸到围墙外面来的菩提树有了婆娑的姿态。
我们到得很早，客厅里只三个客人，客厅里的陈设和从前差不多，就多了只十二灯的落地无线电收音机。俞老伯不认识我了，从前他是时常到我家来的，搬了家以后，只每年新年里边来一次，今年却连拜年也没来。他见了我，向父说：
“就是少南吗？这么大了！”
“日子真容易过，在这儿爬着学走路还像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已经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吗，那时候我们年纪轻，差不多天天在这屋子里打牌打一通夜，现在兴致也没了，精力也没了。”
“搬出了这屋子以后的六年，我真老得厉害啊！”父叹息了一下，望着窗外的园子不再做声。
俞老伯便回过身来问我在哪儿念书，念的什么科，多咱能毕业，听我说念的文科，他就劝我改理科，说了一大篇中缺少科学人才的话。
坐了一回，客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谈着笑着。俞老伯说过几天公债一定还要跌，他们也说公债还要跌；俞老伯说东，他们连忙说东，说西，也连忙说西。父只默默地坐着，他在想六年前的“洋人大笑”；想那些跟着他爱喝白兰地的客人，跟着他爱上电影院的客人；想他的雪茄；想他的沙发。
“去瞧瞧你的屋子。”父站了起来，又对我说：“跟我去瞧瞧吧，六年没来了。”
“你们爷儿俩自己去吧，我也不奉陪了，反正你们是熟路。”俞老伯说。
“对了，我们是熟……
[续旧宅上一小节]路。”一层青的忧郁从父的明朗的脸上面掠了过去。
我跟在他后面，走到客厅后边楼梯那儿。在楼梯拐弯那儿，父忽然回过身子来：
“你知道这楼梯一共有几级？”
“五十二级。”
“你倒还记得，这楼梯得拐三个弯，每一个拐弯有十四级。造这屋子是我自己打的图样，所以别的事情不大记得清楚，这屋子里有几粒灰尘我也记得起来的。每一级有两英尺阔，十英寸高，八英尺长，你量一下，一分不会错的。”
说着说着到了楼上，父本能地往他房里走去。墙上本来是漆的淡绿的漆，现在改漆了浅灰的。瞎子似的，他把手摸索着墙壁，艰苦地，一步步的捱进去。他的手哆嗦着，嘴也哆嗦着，低得听不见的话从他的牙齿里边漏出来：
“我们的是放在那边窗前的，旁边有一只小机，机上放着只烟灰盘，每晚上总躺在上抽支烟的。机上还有盏绿纱罩着的灯——还在啊，可是换了红纱罩了。”
走到灯那儿，转轻地摸着那盏灯，像摸一个儿子的脑袋似的。
“他们为什么不把放在这儿呢？”看看天花板，又仔细地看每一块地板：“现在全装了暗线了，地板倒还没有坏，这是抽木镶的，不会坏的，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这屋子是我造的，这房间里我睡过十八年，是的，我睡过十八年，十八年，十八年……”
隔壁房间里正在打牌，那间房子本来是母的客厅和牌室，大概现在也就是俞太太的客厅和牌室了吧，一些女人的笑声和孩子们的声音很清晰地传到这边来，就像六年前似的。
“再到别的房间去瞧瞧吧。”父像稍为平静了些，只是嘴还哆嗦着。
走过俞太太的客厅的时候，只见挤满了一屋子的，年轻的，年老的太太们。
“六年前，这些人全是我的丈母呢！”那么地想着。
父和俞太太招呼了一下：“来瞧瞧你们的新房子。”也不跑进去，直往顶东面从前祖母的房间里走去。像是他们的小的闺房，或皇他们的少爷的新房，一房间的立儿的橱，椅子，梳妆台，那四只流线式的小沙发瞧过去，视线会从那些飘荡的线条和平面上面滑过去似的。又矮又阔的前放了双银绸的高跟儿拖鞋，再没有大麻子的铜脚炉了。祖母的红木的大箱大橱全没了！挂观音大士像的地方儿挂一张琼克劳福的十寸签名照片，放香炉的地方放着瓶玫瑰——再没有恬静的素香的烟盘绕着这古旧的房间！我想着祖母的念佛珠，没有门牙的嘴，莲心粥，清净空寂的黄昏。
“是死在这间屋子里的。”
“死了也快六年了！”
“上三层楼去瞧瞧吧？”
“去瞧瞧你的房间也好。”
我的房间一点没改动，墙上还是黄的油漆，放一只小，一辆小汽车，只是没挂窗纱，就和十年前躺在上背《共和民教科书》第五册时那么的。推开窗来，窗外的园子里那些小树全长大了，还是八颗玫瑰树，正开了一树的花，窗前那条电线上面，站满了麻雀，吱吱喳喳的闹。十年前的清净的心，清净的小房间啊！我跑到桌子底下想找那只小铁箱，可是那墙洞已经给砌没了。根那儿的三枚钉却还在那儿，已经秃了脑袋，发着钝光。
“那三枚钉倒还在这儿！”看见六年不见的老友，高兴了起来。
父忽然急急地走了出去：“我们去吧。”头也不回地直走到下面，也没再走到客厅里去告辞，就跑了出去。到了外面，他的步伐又慢了起来，低着脑袋，失了知觉地走着。
已经是黄昏时候，人的轮廓有点模糊，我跟在父后边，也不敢问他可要雇车，正在为难，瞧见他往前一冲，要摔下去的模样，连忙抢上去扶住了他的胳膊。他站住了靠在我身上咳嗽起来，太阳穴那儿渗出来几滴冷汗。咳了好一会才停住了，闭上了眼珠子微微地喘着气，鼻子孔里慢慢儿的挂下一条鼻涎子来。
“爹爹，我们叫辆汽车吧？”我凑到他耳朵旁边低声地说——天哪，我第一次瞧见他的鬓发真的已经斑白了。
他不说话，鼻涎子尽挂下来，挂到嘴上面也没觉得。
我掏出手帕来，替他抹掉了鼻涎，扶着他慢慢儿的走去。
193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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