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自从希特拉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智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加特·考尔维茨（Kate Kollwitz）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是被逐出国家学院了；作家如吉希（Kisch），路德维希·雷恩（Ludwich Renn），勃莱赫特（Brecht），和平主义者如莱卜曼·区尔比德（Lebman Kuerbild），封·奥西次基（Von Ossietzky）等等，都被投入牢狱了；艺术家如莱因哈特（Reinhardt）是逃亡了；连世界的大学者爱因斯坦，也免不掉家里被查抄，存款被没收。劳动者和犹太人的虐杀，那更是天天有的家常便饭。在德国，人们已回复到野蛮时期了。我们能相信这是歌德，海纳，华格纳，贝多芬的家乡吗？
得到昂德列·纪德（André Gide）的参加，法国A．E．A．R．（革命文艺家协会）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会，而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
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虽然去年有说纪德曾加入过共产党的这个谣言，其实，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发表他的第一部名著《安德列·华尔特的手记》 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再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在晚间八点钟，当我到大东方堂去的时候，不但演讲堂中人已经挤满，甚至加代路上也站满了等机会挤进去的人群了。幸而找到了A．E．A．R．的秘书伐扬·古久列（Vaillant-Couturier），我才得排开了群众，在会场上占到了一个席位。
在不断的拍掌欢呼声中，纪德站起来了。他在群众中发言，这是第一次。现在我试将他用洪亮而稍稍有点颤动的声音所说出来的话，迻译在下面：
我很荣幸置身于诸君之间，而表示我对于我有许多朋友在其间的这作家和艺术家之群的同情，他们比一切都使我更感到关切。
我只是一个发言人，无论如何我是没有主持者的资格的。我很愿意在说了几句话之后，离开了这个讲坛，而混入听众之中去。
一个极大的共同的痛苦，那由德国最近的悲剧的事件所惹起的痛苦，使我们聚集在此地。这有些人崇拜的国家主义者的重握政权，由于恐怖，由于竞争和抬价拍卖的需要，有撞到一个可怕的冲突上去的危险。这个冲突，有些人却期望着；或者他们不公然地期望着，但他们的行动却弄得使这个冲突成为不可免的事。把我们聚集在此地的，我相信是一种的信念，这信念便是只有一种高于国家的利害的利害，一种不同的民族所共有着的，使这些民族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对立起来的利害。社会争斗在各地都是同样的，而那些被派出去交战的民众（他们是不完全了解那交战的理由的，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他们当然不会赞同的）他们各自都有着他们已渐渐明白起来的那同样的深切的利害关系。丧身在欧洲大战期中的兵士是受了欺骗了。人们使他们坚信他们是“以战争对付战争”，而用了这个我们早就应该纠正的荒谬的口号，人们叫他们牺牲生命。如果他们能预见到现在欧洲所生的危境，那么谁能说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会去作这种英雄性的牺牲呢？如果他们能够复活的话，那么谁能说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现在还会答应去做这种牺牲呢？不，同志们，我们知道“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唯一的态度，那便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向帝国主义宣战；因为一切的帝国主义是必然地产生战争的。
诸君是都被牛津的勇敢的大学生们底非常的动议所感动了。曼彻斯特的大学生的动议不久也应之而起。这些大学生之中，或许还有一大部分保持着这个幻梦：只要不参与其间，抵抗是可以消极性的。我承认，这也是我长久的幻梦。咳，这样的一种抵抗，是有立刻被扫除了的危险的。但是，要采取另一种抵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要使这个抵抗有效——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大的联合：一个在你们之间的密切的联合和各国的全部劳动阶级的联合。
使我们聚集在此地的，是德国民众的重要的一部分（正就是我们能够希望并应该希望互通声气的一部分）受到了钳制禁塞的这件很严重的事。虽则希特拉党加以极大的压制，他们是总不能被消灭掉的：但是人们却削除了他们的声音。人们削除了他们的发言权，甚至削除了他们的发言的可能：他们已没有了申诉的权利，而他们的抗议也被遏住了。
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是也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