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有易，不能不知，如今东西少而难得的是粮食，多而易得的是钞票，自当先解决难的，然后再考虑容易办的，多方开通劝诱，务必让粮食都拿出来换钱，那么粮价自然就会平稳下来。”皇帝听从了。
三年五月，朝廷计议将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只留下军队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事如果实行，只是那些豪强之家便于办到，贫困户怎么能够迁徙？况且安于故土，不愿迁移，是人之常情。如今让他们都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家园，扶老携幼，在道路上跋涉，流离失所，岂不是十分可怜？况且所路过的百姓们见到军户全部迁移了，必将产生惊疑情绪，认为国家分别看待，他们心里能不动摇吗？况且军人的家属既已迁离，却让他们去保护别人，以情理而论，必定不肯尽心的。民众再怎么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尽管告诉他们还是要保卫他们的，他们也必然不肯相信，这样只会交相混乱，各方都不得安宁，这件事所关系到的是极为重大的利害问题。请先让各道的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反复论议是否可行，如确无可疑之处，然后施行。”进言以后没有答复。
军户既已南迁，准备收括田地分给他们，还没有拿定意见，皇帝对尚书省说“：北军将到河南，因此而尽迁各路军户，共同加以保卫。如今既已到达，粮食自当分地给他们，但至今没有加以处理。可以派遣官员聚集各地老人询问他们，是准备增加赋税，还是分给他们田地，二者哪种比较方便实行？”他又将这事告知高汝砺。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员们来报告说“：农民们都说，近年来租赋越来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难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愿意分地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户，是一时的举动。民众租用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数量相当。又有许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种的，他们的祖坟、村庄等都在官田里，这些人大多是贫民，一旦夺田，何以维持生活？况且小民容易动荡难以安定，因为一时避收田赋，所以说出这种话来。可是真让他们把土地给了人家，那么，前日还是主人今天就变成了客户，能不悔恨吗？悔恨便产生愤慨之心。像在山东调拨土地时，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权势人家所占有，贫瘠的土地才给贫困户耕种，这样无益于军户，有损于民众，导致他们相互憎恨，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下来。前事为时不远，足以成为鉴戒。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赋税，以供给军户粮食的一半，再将原属官田现已荒芜的田地、放马的草地按数分给他们，让军户自己耕种，这样，百姓就免去失业的艰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对民众有害的事情。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宜种麦，如今雨水充足，又正当播种时节，只恐民众产生疑惑而误了计划，应当早做决断。”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不久转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必须拨给，让他们能够及时开垦耕耘。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马地，有许多被民众私自耕种了。如今正当种麦时节，他们知道准备拨给别人，就必定都抛弃不种，等军户分到时，又已错过播种时机，这样就成了荒废的土地了。不如等这一季收成之后再调拨，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适量的赋税，以补充军需储备，这样对公私两方均有利。请等到九月以后再拨调还官府。”十月，高汝砺又进言说：“如今河北的军户迁到河南的多达几百万人，每人一天给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给予一半，其价值仍相当支出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计是二十四万顷，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万多石，请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便配给他们，同时仍将原属官府所有的闲田和放马地可耕种的分给他们。”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别到各郡县就地配给，每人分给三十亩，由高汝砺总管其事。后来，搜括土地的官员回京，都说：“土地的亩数很少，且都是贫瘠难以耕种的，估计可以耕种的已经都分给了他们，每人所得无几，又都是偏僻较远的地方，必须迁移到那里去，军户们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砺便将有关情况上奏皇帝，下诏让有关方面停止办理，只供给一半军粮，另一半折成钱配给。
四年正月，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接连上表请求告退，朝廷都下优诏不答应。正值朝廷商议出兵河北，保护民众收麦，但民间却正在传言说官府准备把麦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后，问宰辅们说：“怎么办呢？”高琪等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占领交通要道，镇压当地匪寇，仍然准许民众收割出逃者的民田，这样，军民两便，若有战事，士兵们也必定尽心尽力。”高汝砺说“：这绝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食粮只有这季麦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谣言，再派军队前去，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不如听从他们自便，让宣抚司出来查禁无赖之徒，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才兼众长，身兼数职，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当时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高汝砺进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办到底，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种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进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这绝非好办法。宋人多狡诈不实，虽然彼此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难以撤除，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出言不逊，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现在有何不可？’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难以同等而言。原来海陵王出师无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报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不再奏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土，双方成为兄弟国家。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斩首五万级，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被杀过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何必计较细节问题，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以当时堂堂之气势，又无边境的祸患，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侵我边境，是对方理曲。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于理为顺，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只怕不仅无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民众以财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国家征收赋税，以河南为最重，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又要增收两倍钱。河南的人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而此令再发出，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有易，时势有缓有急。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办的是钞票，它通行于国家，变化无穷。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宝，如果难以交出，就会逃亡。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详察臣下的意见，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一时暂当队长，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知晓礼仪，懂得名份。贪婪暴虐，不守法纪，本不足为怪。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秋，暂且笼络住他们加以任用，是要使遗留下来的民众能稍得安宁。他们相互攻打则实力越来越弱，势力弱小则朝廷容易制约。如今如果将土地分开交给他们，州县官员他们就能自己委任，民众的租税他们就能自行征收，这样地大的就会越加强大，地小的就会越来越弱。长久以后，弱的就会被强的兼并，而强的所占地盘朝廷就难以再收回，这样朝廷就越难约束。过去唐朝分开河朔的土地来给那些叛将，史官们认为这是保护和养育孽根使之萌长而成大祸，这事应当成为今日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对他们加以牵制笼络，多方制约使他们的野心不能得逞。将来边疆战争稍息，国力恢复，如此鼠辈又何足为患！”于是，原来议论被中止。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见您侍立朝班时，总是担心您受不了这种辛苦，让您坐在殿下，而您总是不肯听从，这是什么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贵在诚实，谨小慎微的区区小事我向来是不计较的。”高汝砺便说君臣的名份区别十分严格，自己不敢听从命令。
兴定三年(1219)，河南颇获丰收，民间多有存粮，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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