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类十有三：其一曰正史，二曰编年，三曰宝录，四曰杂史，五曰伪史，六曰史评，七曰职官，八曰仪注，九曰刑法，十曰地里，十一曰传记，十二曰谱牒，十三曰目录。合二百八十三部，七千三百八十八卷。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月日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宝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个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
正史类
△《史记》一百三十卷
右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纪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馀载，凡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迁没後，缺《景》、《武纪》、《礼》、《乐》、《律书》、《三王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靳蒯列传》等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追补，及益以武帝後事，辞旨浅鄙，不及迁书远甚。迁书旧有裴为之解，云：班固尝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後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弊，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後《六经》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於祸，故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耶！其羞贫贱者，盖迁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前汉》一百卷
右後汉玄武司马班固续司马迁《史记》，撰十二帝纪，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传。起高祖，终於王莽之诛，二百三十年，凡八十馀万字。固既瘐死，书颇散乱，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东观缉校，内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补也。唐太子承乾令颜师古考众说为之注。范晔讥固饰主阙，盖亦不然，其赞多微文，顾读者弗察耳。刘知几又诋其《古今人物表》无益於汉史。此论诚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谓受金鬻笔，固虽谄附匪人，亦何至是欤？然识者或以固书皆因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旧文润色，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间颇冗琐，良田商之才视数子微劣耳。固之自序称述者，亦谓有所本欤？
△《後汉》九十卷，《志》三十卷
右宋范晔撰。十帝纪，八十列传。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革希元作注。初，晔令谢俨撰志，未成而晔伏诛，俨悉蜡以覆车。梁世刘昭得旧本，因补注三十卷。观晔《与甥侄书》叙其作书之意，称“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谓：“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往往不减《过秦篇》。常以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负如此。然世多讥晔创为“皇后纪”，及采“风俗通”中王乔、《抱朴子》中左慈等诡谲事，列之於传，又赞辞佻巧，失史之体云。△《三国志》十五卷
右晋陈寿撰。魏四纪、二十六列传，蜀十五列传，吴二十列传。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补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王通数称寿书，今细观之，实高简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载夏侯?及渊於诸曹传中，则见嵩本夏后氏之子也；高贵乡公书卒，而载司马昭之奏，则见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类是。但以魏为纪，而称汉、吴曰传，又改汉曰蜀，世颇讥其失。至於谓其衔诸葛孔明髡父而为贬辞，求丁氏之米不获，不立仪、传之类，亦未必然也。
△《晋书》一百三十卷
右唐房乔等撰。贞观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晋史未善诏乔与褚遂良、许敬宗再加撰次，乃据臧荣绪书增损之，後又命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类例。西晋四帝五十四年，东晋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羌、鲜卑割据中原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十六国，共成帝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例出于播。《天文》、《律历》，淳风专之。乔以《宣》、《武纪》、《陆机》、《王羲之传论》，上所自为，故曰“制旨”，又总题“御撰”焉。按历代之史，惟《晋》丛冗最甚，可以无讥。至於取沈约诞诬之说，采《语要》、《世说》、《幽明录》、《搜神记》诡异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宋书》一百卷
右梁沈约撰。十本纪，三十志，六十列传。齐永明中，约奉诏为是书，以何承天书为本，兼采徐爰之说，颇为精详。但本志兼载魏、晋，失於限断。又王邵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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