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那样的革命先驱早已具有，写在作品里也不能算是“拔高”。批评者正因为只看到生活中局部的、消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全局的、革命的方面，所以才感到这一切不符合自己头脑中的逻辑。试想，如果真的象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把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全最高学府”，写成“大多数师生不可能也不敢对他们的言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看那倒是真正的“环境的严重失真”了。
我们不能用生活真实来要求艺术真实。批评者仿佛很熟悉这个“全最高学府”的情况，具提出：“他们（引者按：指迟群之流）进校之初也确实制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而且他们的‘经验’更成了全‘清队’的‘样板’。鉴于这种极其特殊的条件，当时大多数师生不可能也不敢对他们的言行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是一切悲剧的总根子。奇怪的是，在小说中连迟群之流的影子都没有出现，这还说得上什么环境的真实呢？”这些，在一个具单位也可能是实事，但文艺创作并不是为一个单位写生活记录，它要进行典型化，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加一番改造制作的工夫。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艺术的真实固然要依赖生活的真实，但要达到的真实不是生活局部的真实，而是要经过综合概括，反映生活整的真实。另外，对于生活素材，作者不能站在当时的高度，而应该站在现实的高度来加以理。这样，艺术的真实就能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如果只按生活局部的真实来写作，那就不是革命现实主义，而是自然主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倒常常会违背历史的真实。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主要是感到徐旭明同志评论的基本观点不切实际，而且批评的方法不甚合适。至于文章对一些具问题的看法，本也不无可取之。诸如人物语言行动应该遵循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充分重视环境对人物思想格发展的影响，打破创作的禁区以及对小说细节等方面的意见，对写作者来说还是值得参考的。
我反驳徐明旭同志的意见，也并非因为偏爱《失去了的爱情》，而为之徇情回护。这篇小说还有问题值得研究，那就是金惠萍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小说虽然写了彭唤涛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反革命，汪子扬乘机拨乱其间，似乎也提出了使之失去爱情的社会原因，但小说又提供给人们以足够的根据可以认定，金惠萍“失去爱情”的真正原因在于自身。不妨从反面推想一下，根据金惠萍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汪子扬的欺骗，她就能与彭唤涛获得真正的爱情吗？恐也未必。按照她的格逻辑，一旦遇到生活中其它的什么风波，她也会“失去爱情”，或者即使不至分道扬镳，而所谓“爱情”也将名存实亡。既然在金惠萍身上存在“失去爱情”的必然，那么，林彪、“四人帮”毁灭青年的爱情，就出现了偶然。这样，小说《失去了的爱情》的主题思想，也就不够真实了。当然，现在这样写，也能在认识人生上给人以启迪，但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达理同志在这篇女作里，在刻划金惠萍这个人物时，特别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表现思想感情上，显示出了潜在的艺术功力，但在整个小说的思想提炼上，还不能不说功亏一簧。
（原载《鸭绿江》1979年第9期）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