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编辑部拿出宝贵的版面，组织广大读者对《失去了的爱情》进行讨论，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几个月来，我们正是怀着认真求教的心情，读了参加讨论的每一篇文章。我们相信，如果今天来写《失去了的爱情》，也许会比去年写得好一些。这虽然已经不可能做到了，但这次讨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益，必然会在我们今后的创作中显现出来；我们将努力以此来告慰关心我们的广大读者。
在讨论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对小说的讨论，甚至比小说本身更容易使我们想起已经逝去的那个年代。这是因为，有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范围，而涉及到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以及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等等。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经常追溯到过去，以我们自己的切身经历和验，领会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生活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真实；作品情节的构成和发展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但是，作者构思的依据，必须具有生活的原型，就是说，作者必须在生活所提供的素材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这样，作品才能经得起生活的检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的爱情》的构思，并不是在去年动笔之前开始的。十多年来，构成这篇小说的那些人物，一直在我们头脑中活跃着，使我们一想到他们，心中就难以平静。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五年以后，在七十年代之初的一个早春的日子里，当我们背着迟群之流强加给我们的可怕的政治结论，拿着“毕业生派遣证”，跨出北大校门的时候，心情是无法言喻的。在身后的高墙里面，我们也许并没学到当初所预期的知识，但却学会了比那更重要的人生，懂得了怎样去辨别真善美和假丑恶。五年期间，我们有幸置身于当时政治风暴的中心，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正因为这里是中心，所以，这里的思，从一开始就具有尖锐的对立质；聂元梓的第一张“宣言”刚刚贴出，就立即受到许多人的严厉驳斥；江青在东场上的演说话音未落，就有人指出此人目光狭隘，毫无共产人的襟怀。在具有“五四”光荣传统的这片土地上，“德”、“赛”二先生幽灵不散，科学、民主之光长照后人，人们言不得迷信与专制。那些“大人物”越是在这里耀武扬威，装腔作势，人们就越是不买他们的帐，就越是要用各种方式讥讽他们，嘲笑他们，反对他们。我们的一些老师、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熟知林彪、江青、叶群等人三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的许多“轶事”。这些“大人物”在他们心中并不神圣。在那些日子里，在知心的老师和同学之间，大量流传着林彪、江青一伙的丑闻。人们欢迎这样的“揭老底战斗队”，因为它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轰毁偶像。虽然许多人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换来了更多人的觉醒。去年五月，我们回到母校。当我们得知，早在一九六七年就以反对林彪，江青而著称的技物系“共产青年学会”和经济系杨勋弟①等冤案得以昭雪时，我们同大家一样为他们感到骄傲。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些勇敢的先驱者的光荣业绩。
①关于篇中所提“共产青年学会”，杨勋弟的事迹，已公开见于《中青年》杂志、《北京日报》及北京大学校刊。
我们称他们为先驱者，而绝不是说他们是“先知者”。他们只是比一般人较早地怀疑并逐渐识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野心，或是大胆地讲出了当时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绝不是靠什么“先知先觉”，而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出于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愤慨。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自己的卑言污行，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共产人，揭开了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序幕，打响了彻底埋葬这伙野心家战斗的第一枪。现在，完全可以说，我们和人民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是那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真实，是那个时代的光明之所在。敢于舍生忘死地投入那场斗争，并不惜献身的人，才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今天，我们如果不怀有偏见的话，有谁能不对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奋起批判林彪、江青的张志新等烈士肃然起敬呢？
我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彭唤涛，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个特定的斗争环境里形成他的叛逆格的。在我们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彭唤涛。他们真诚勇敢，无畏无私。在他们身上，流动着老一辈革命者的鲜红的热血，现着的优良传统，显示着十七年教育的卓越成果。他们追求真理，信仰坚定，忧忧民，不畏强暴，富于牺牲精神。我们至今清晰地记得，当一个同学被江青——聂元梓之流的法西斯暴行迫害致死的时候，她的伙伴们冒着残酷的政治高压，为死难者举行了公开的祭奠。战友的血，擦亮了同伴的眼睛，激励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这就是我们小说中方延丹、彭唤涛和尤浦芳的生活原型。
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写好形成这些人物格的典型环境，因此使他们有些“悬空”，使读者难以完全信服他们的思想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怕使本来已经很长的篇幅更加拖长等等。但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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