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幅肖像》在《芒种》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小说月报》则以选优刊于创刊号。
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我看着保存了三十四年的再现了米丽典型东方美的那幅素描，和米丽绘画的那最后一幅肖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近几年来，中日友好的题材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反映，而《最后一幅肖像》（队下简称《肖像》）却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选择了一个过去无人涉及的侧面，塑造了使人无法忘怀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暗示了今天是昨天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同时也揭示了这延伸和发展的必然原因，因此，在同类题材中，《肖像》就给人以凝重、迥异和不同凡响的感觉。我想，《肖像》之所以在读者中引起了超乎意料的反响，这或许是一个原因吧。
小说提供给人物活动的一个主要而广阔的背景，是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侵略者行将覆灭的前夕，在作垂死的挣扎，把劫掠我的大批珍贵文物包括字画偷运回，灭亡前的法西斯分子就更加凶残和暴虐。而在小说的描绘中，看不到弥漫的硝烟和残酷的厮杀，听不到轰鸣的枪炮声，却是那样惊心动魄、剑拔弩张，给人以撕裂心肺的紧张之感，这就是所谓寓紧张于平静之中、藏厮杀于伪善之内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一个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审讯中竟用娓娓动听的言词，同自己捕获的囚徒研讨绘画的艺术技巧，给囚徒画素描，并让其为自己画肖像，并以其优劣定死生，有谁见过这古怪的、别出心裁的审判方式和刑法？而《肖像》的作者却把这一切描画得如此细腻逼真、入情入理而又层次分明、跌宕有致，常常是异突现，于娓娓言谈中显露杀机。
这别出心裁的刑讯，却是在与战争气氛极不协调的、看上去象似在画家或古董鉴赏家的宽敞明亮的工作室里进行，然而却是在货真价实的嗜血成的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里进行的。这颇具特的、生动逼真的环境描绘，为人物的活动和情节的推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熟识了三个人物——宋来雨、米丽和平三郎。
在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分子和英雄人物，他们灿若群星，光彩夺人，是时代的骄傲，民族的骄傲。塑造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形象，描画他们在有声有、威武雄壮的活剧中，敢于赴汤蹈火，勇于自我牺牲，仍然是今天文艺作品中描写对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当然，这种描写必须是血肉丰满的、具有鲜明个特征的，写的是人，而不是神。宋来雨在同平三郎的斗争中，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智大勇，在论画的第一回答的角斗中，他就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巧妙的言词在精神上压倒了对方；在死神影的笼罩下，神经紧张得要断裂了，他还利用绘画的机会告诉米丽，要她活着出去完成送情报的任务；在他巧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终于战胜了敌手，逃出了魔掌。宋来雨与敌斗争是枪剑，甚至没有半点虚与委蛇，为敌作画也是一种斗争手段，“四人帮”却诬蔑他是“叛徒”，这不是典型的忠不辨、人妖颠倒吗？
米丽，是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美丽的姑娘，是有才华的年轻画家，也是祖的忠诚战士。我们和她相识只有两个多小时，她就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旅程，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个具有独特格特征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她还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刚被带到刑讯室时，身子有些微微颤抖。狡猾的平三郎以为他看到了米丽“眼睛后面怵栗着的灵魂”，他是看错了，米丽很快就镇定下来，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她那极少的语言却鲜明地突现她的格特点，显得那么机智而又从容不迫。当她知道死亡的威胁已经逼近，作者没有把她写成怒目圆睁、大骂敌寇，引颈受戮的英雄，而是写她“身子又摇晃了一下”。作者在这里运用“白描”的手法恰当地表现了她在对敌斗争中还不成熟的一面。唯其写了这一面，才使人感到更加真实。然而，在“录取生命的考试中”，她对敌人无比的憎，对祖、对人民的爱，融合着对宋来雨深沉不移的爱，在心灵中升华，义无反顾地为自己选择了死。她不是引吭悲歌、慷慨陈词地走向刑场，而是平静地从容地为了伟大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在她身后留下了为掩护宋来雨而耗尽了她生命中最后力量才画出的那最后一幅肖像。她是那么平凡，又是那么伟大！
反面人物是社会矛盾的一方，是正面人物的对立面。写好反面人物，对正面人物会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平三郎与那些类型化、脸谱化的反面人物不同，他有自己独特的个，那间与战争气氛不协调的刑讯室就是他那颤栗的灵魂中充满矛盾的生动写照。他憎恨东条英机，憎恨战争毁了他作为一个画家的美好前程，却又是屠杀中人民的刽子手；他惧怕死亡，却又装成无所畏惧的英雄；他的神经陷入极度的混乱，却要摧毁对方的神经；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却又那么温文尔雅；他本是文明世界的毁坏者，却又伪装世界文明的捍卫者；他是杀死米丽的凶手，却要寻找精神寄托，说米丽死在宋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