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尼斯湾位于一号公路外一条曲折蜿蜒乡道的尽头。被风堆砌成的沙丘沿着海岸往北耸高，天上的白云绵延流过，像撕碎的旗帜。看来暴风雨就要到了。
国家公园入口处的服务亭已经关闭，空无一人。我驱车直入，开到可以俯瞰海洋的停车场去。大约三百呎远的地方，海涛破碎成浪花，那艘白色的单桅帆船正歪躺在海面上。更远处围绕着一群鹈鹕，正潜入水里找鱼吃。
海滩上有三个人远望着爱瑞亚蒂妮号，他们不是我要找的那三个。其中一个穿着州立公园的制服，他近旁的两个男孩则斜倚在自己的滑浪板上，他们的长发被太阳都晒得褪色了。
我从车子的行李厢里把望眼镜拿出来，焦距对准那艘帆船。船的桅杆已经断了，缆索像张破网垂挂在船椽。船身似乎颠动不已，因进水而变得沉重。大浪打来时它缓缓浮起，浪退了它又笨拙地倒下。我的呼吸赋予同情似的变得困难起来。
我沿着一条半悬在沙上的木头步道走下海滩。那个州立公园的管理员转身来迎我，我问他把那些年轻人救起来没有。
“救起来了，他们已经登岸了。”
“三个人都救起来了吗？”
“是的。这两个男孩帮了大忙。”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看到那两个冲浪的孩子。他们刻意隐藏着心底的骄傲回视我，仿佛任何大人的赞许他们都不屑接受似的。
“他们没事了。”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说，两个人的点头动作严肃而一致。
“他们人在哪里？”
他耸耸他的肩膀。
“有个人开一部旅行车来把他们带走了。”
“什么样的旅行车？”
他指指公园管理员。
“你问他。”
我转身面对那个管理员，他一副小媳婦的表情，扭怩不安地回答我：
“是一辆蓝色的雪佛兰旅行车，车型很新。我没把车牌号码记下来，没有理由嘛，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逃犯。”
“那个小男孩不是逃犯，他可能是绑架案的肉票。”
“看他的样子不像。”
“他是什么样子？”
“很害怕的样子，可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他一直跟着他们走，一点也看不出勉强。”
“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带上那部旅行车。”
“这我知道。开车的是什么人？”
“一个高大的女人，她戴着一顶宽边帽。”
“她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
“我让那个金发女孩用我的电话。我不可能知道他们——”
“你可不可以帮我追查电话的下落？”
“我想没办法，除非是长途电话。不过我去试试。”
他吃力地朝步道走去，用手挡住迎面的强风。我跟着他走到人口的服务亭，当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等在外头。他摇着头走出来，两手一摊说：
“他们好像什么电话记录也没有。”
“你跟警察报案了吗？”
“他们来过又走了。警长还从石油城赶来。不过那时候他们三个已经搭那部雪佛兰旅行车离开了。”
我又走回海边，注视爱瑞亚蒂妮号好一阵子。它在浪潮里上上下下，有如一只陷在油污里的无助小鸟。待我转过身去，我看到年纪较大的那个冲浪人已经悄悄走到我身后。
“我真不愿意看到船变成这个样子，这让我心情乱坏的。”
“船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人说，马达突然失灵，而他还没赶得及把帆拉起来，风就把船吹得搁浅了。强风吹来的时候把桅杆吹到海里去，我跟我弟弟親眼看到的。于是我们就带着冲浪板下海，把他们带了回来。”
“有没有人受伤？”
“那个人受伤了。他在缆绳滑掉的时候伤了胳臂。”
“那个小男孩呢？”
“他没事，只是很冷，我弟弟就把自己的毯子给他。可怜的小家伙，浑身抖得好像停不住——我是说真的。”
他自己也冷得发抖，可是还是保持一副坚忍的神情，有如一个原始部落的青年在忍受某种人会仪式。
“他们到哪里去了？”
他警觉地看我一眼。
“你是警察的线民，还是什么人？”
“我是私家侦探。我正在想办法把那个男孩子找回来。”
“你是说那个留腮胡的男孩子？”
“是那个小男孩。”
“你刚说这是绑架，你是说真的吗？”
“是真的。”
“他们不是兄妹吗？他们说他们是兄妹。”
“他们还说了什么？”
“那个留腮胡的男生说你——说有人在追杀他们。难道不对吗？”
“不对，不是这样。我要把那个小男孩找回来，他爸爸昨天被人杀了。”
“是那个留腮胡的家伙杀的？”
“很可能，我不知道。”
男孩跑去跟他弟弟讲话，又朝我这儿走回来。我也往前在中途迎上他。
“你们有什么秘密？”
“我只是跟我弟弟商量一下。那个女孩子告诉我弟弟说他可以到石油城把毛毯拿回去，她说她会把毯子放在玉兰树汽车旅馆的办公室里。”
于是我驱车前往，途经满是炼油帮浦和油田铁架的草原。地平线再远一点，耸立着几德堡空军基地的信号架台。石油城是个发展神速的乡镇，它已经跨过市界，迅速开发出来的房屋绵延好几里，聚集成一条面貌千篇一律如同冰河的长流。
玉兰树汽车旅馆跟它十五年前明信片上的照片比起来，已经成长了许多。它环着城南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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