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本身的艺术的。可惜后来虽还有人提及此事（见《现代评论》），而读诗会始终没有实现。自然，这也是一种艺术，不是人人能讨好的。
现在我要说唱新诗。将新诗谱为乐曲，并实地去唱，据我所知，直到目下，还只有赵元任先生一人。好几年前，他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便有了新诗的乐谱；我曾从那片子上，听过郑振铎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诗。前年北来至今，又三次听到赵先生的自弹自唱，都是新诗。这三回的印象虽也还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这回他在一个近千人的会场里，唱了两首新诗；弹琴的是另一个人。这或因他不用分心弹琴之故，或因乐曲之故，或因原诗之故：他唱的确乎是与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韵》。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叠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调子；这样，每一叠句便能与其上各句的情韵密合无间了。唱第二首里写海涛的句子，他便用汹汹涌涌的声音，使人竦然动念；到了写黄昏的句子，他的声音却又平静下去，我们只觉悄悄的，如晚风吹在脸上。这两首诗，因了赵先生的一唱，在我们心里增加了某种价值，是无疑的。散会后，有人和我说，“赵先生这回唱，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这是不错的。
我因此想到，我们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得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这种新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可渐渐确定，成为文学的正体了。但是单有诗篇的唱奏，我想还不够的；我们得有些白话的歌剧，好好地写下来，好好地演起来，那是更有力的影响，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于一般民众，也未可知。说起白话的歌剧，我们极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势力，在小学校里和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观众里。我惭愧还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但在北平曾一见它的上演，觉得确是很好。不过一个歌剧，决不能撑持我们的局面；况且《葡萄仙子》是儿童的歌剧，我们还得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歌剧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证。
以上说的新诗的音乐化，实在是西洋音乐化（作曲的虽是中国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这是就实际情形立论；本来新诗大部分是西洋的影响，西洋音乐化，于它是很自然的。至于皮黄，本身虽不能成为新体诗，它的音乐，还有大鼓书的音乐（据我所知，大鼓书似有两种唱法，——其细微的派别我可不管，也说不出——像白云鹏，虽然是唱，实在可说是念白，与别人的不同。我上文论读诗可利用大鼓调，便是指此，写到这里，我想大鼓书的文句似比皮黄繁复，它的本身也许可以变成新体诗，与现在的新诗同去填文学史上那股空白，固不仅音调可供我们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来唱新诗或新的白话歌剧，我还不能说；我希望有人试一试——若有成绩，就让这皮黄音乐化或大鼓书音乐化，与那西洋音乐化并行不悖，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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