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挑衅侵略，已经引起了我们英勇奋发的抗战，这抗战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侵略。
日帝国主义始终梦想其所谓“大陆政策”，固有他们的一贯的侵略政策，但是不战而取东北，小战而取华北，也无疑地增强了他们的气焰，增加了他们对于灭亡中国的幻想。同时在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中国有抵抗侵略的能力，认为中国不战不是，战也不是！这一部分人的动机如何，姑置不论，在实际上却替侵略者和汉奸们张目！现在上海我国陆空军的顽强抵抗，已在事实上给与这些幻想和谬想以重大的打击了；在积极方面，更巩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这和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是很显然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却上海的抗战只是全面抗战的一个部分，察绥的自卫和平津的反攻，和上海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注意整个自卫战的推进。
北方南口的捷音和南方上海的胜利，都给与全国人民以莫大的兴奋。我们一方面固要认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虽必然地是属于我们的，在持久战的过程中却须准备艰苦的奋斗，就是吃了败仗也还是要奋勇迈进，百折不回；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力保障军事的胜利。关于如何保障军事胜利的这一点，我们深刻地感觉到政治准备太落后于军事的行动，实有迅速补救的必要。例如后方民众的整个的彻底组织和工作计划，都要有通盘筹划的打算和切实的执行。杂乱无章地“逃难”，也是没有组织和计划的一种表现；否则如在军事策略上有移动民众于内地的必要，命令一下，民众便可作有系统的移动，好像莫斯科坚壁清野来对付拿破仑一样。
政治准备必须和军事行动打成一片，才能保障军事的胜利。这是我们所要急起直追，力求补救的。
文化界救亡协会于八月十六日招待各国驻沪新闻记者，各友邦记者对中国的自卫战都仗义执言，尤其是英国作家Lock-hart说得更透彻：“前天大世界的不幸事件，中国绝对不须解释和道歉，因为假使日本不侵略中国，派军舰和兵到中国，这炸弹绝不会误落在上海！”
这是第三者很公平的客观的话。上海的不安全，应由侵略者负责；要使上海安全，必须使日本的军舰离开黄浦，日本的军队离开上海土地。
上海的抗战爆发以后，突然显现一个困难的问题，那便是数十万“难民”的汹涌，弄得大家手忙脚乱！上海现在由热心团体和同乡会等等设立了几十处的救济所，忙于办“给餐”，忙于设法“遣送回籍”，为救济所所容纳不下的便在马路旁过露天的惨苦生活，流为乞丐，最近连马路旁都不能立足，被人视为“无业游民”而加以驱逐了。我国既下决心作长期抗战，在抗战过程中，如听任这种现象在各处扩大起来，不但消耗国力，同时还要妨碍军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本就该在“政治准备”（见上期本刊社评）里面早定下有计划的处置，不应到火燃眉头的时候才感到“突然”的。
我们认为这巨量的“难民”都是抗战期中的国防经济建设的可贵的劳动力；倘只有消极的处置，仍不免消耗物力和人力，于抗战仍然是很大的损伤。根本的办法应该和后方各区域的（如云南，四川，贵州，两湖，两广等）国防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在“战时状态”的加速度的国防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之下，把这巨量的劳动力运用起来，分配于重工业，轻工业，以及农业生产等等部门。这样由消极的救济而一变为积极的生产，便由消耗物力人力而一变为增长物力人力，便由妨碍长期抗战而一变为辅助长期抗战，这许多被人认为“无业游民”也一变而成为卫护国家的干城了！
这种根本的办法，不但是救济难民的迫切需要，而且原来就是长期抗战计划中应有的实施。我们知道政府对于国防经济建设已在积极努力，但是似乎还不免散漫，缺少整个的联系，尤其是对于抗战的紧张状况相适应。我们希望政府对这件事加以深切的注意，集中各方可资利用的力量，急谋迅速的进行。
英国正式建议在上海设停战区，据说要点为：（一）互相同意中日双方海陆空军共同退出上海四周的地带；（二）向日本担保侨民的安全，并向中国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而保护日侨之责，则由租界内各国军队共同担任。这在英国为着他们的在华二万五千万镑的投资利益，当然有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却须根据我们的全国抗战整个局面。有益于我们抗战的整个局面的，我们当然可加考虑，有害于我们抗战的整个局面的，我们应该毅然拒绝。我们所注意的不仅是上海一隅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抗战救亡的问题。
日帝国主义的主力战，始终在华北，现在它在上海势穷力蹙，屡吃败仗，我们已分散了他的兵力；在实际上也就是等于协助我军在华北的抗战和反攻。在华北敌军未驱出以前，我们在南口的抗战是不应该放松的。我们在当前所集中火力摧毁的是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对租界的安全是无意损害的；但是我们不能纵任敌军增强华北的侵略，我们不能放弃浴血抗战所占领的区域。只须日军退出上海，上海的安全是不成问题的。
最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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