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八月三日到南京，约作十日的勾留。我和几位朋友往南京去的目的，是要对中枢要人贡献一些关于救亡运动的意见，所晤及的党政军各要人，所谈的也不外救亡运动的问题。我们到后，看到各省的军事领袖，如阎锡山、白崇禧、刘湘、龙云诸氏，都纷纷会集首都，商讨国防大计，对于抗战救亡，都有坚决态度的表示，很使我们感到兴奋。可是在这几天里面，有些朋友从上海去的，据说上海谣传“和平”的空气很厉害。“和平”的本身，谁也不反对，但是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和平”，却是我们所极端反对的。谣传不是事实，我们原不置意，但是因为有这样的谣传，我们见到某要人的时候，偶然提起这个谣传。他说他看不出有和平的途径，因为中国对日本要和平，日本所要的代价必须包括这六项：（一）承认“满洲国”；（二）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三）共同防共；（四）东亚对欧美外交须由日本“领导”；（五）根绝全国的抗日运动；（六）由日本用武力监视以上各项的执行。这便是“和平”的代价；这便是战的反面！简单说一句，这反面是中国的道地十足的沦亡，是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变成四万万五千万的奴隶！这代价是我们所万万无法支付的。于是余下的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整个民族的坚决抗战！
我们明白了战的反面，对于抗战才能下最大的决心，对于抗战才能坚持到底。我们明白了战的反面，才能深刻地感到保存五千年文明和卫护千万世子孙的责任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用任何牺牲去争取的。
据最近东京传来的日本阁议的公表，日本政府准备长期战争，并将于九月初向议会提出新法案，使日本整个经济组织变成“战时状态”。侵略者准备长期战争，以日本的国内形势看来，只是自杀政策。但是在被侵略的中国，却须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这准备不是一句空话，应该是有切实的整个计划和切实的执行。我写这句话时，萦回于脑际的是“战时状态”中的后方国防经济建设。平常所谓国防经济建设，也许因环境的松懈，不免有踱方步的姿态；在这万分紧张的抗战时期，应该出于跑快步的姿态。苏联的建设，天天以帝国主义的进攻警惕国人，力促五年计划在四年中完成（实际是四年零三个月），我们当前的拼命时代，比当时的苏联更紧张万倍，更应该把抗战做发动机，在几个比较处于后方的省份，加紧国防经济的建设。在整个计划之下，动员四万万五千万的国民，努力于重工业及农产品的紧急生产，大规模地建设交通，同时用教育方法，宣传工具，使努力于这些事业的人们，深切地了解多用一分力，即多为抗战增长一分力量，他们的艰苦努力，其劳绩即等于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这才是真正的动员全国，大量的动员全国。
我们不要把抗战看作完全破坏的性质。我们要注意在抗战过程中同时把艰苦的建国事业担负起来！
当然，这种计划必须由政府来发动，必须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但是促成此事的实现，还是要靠各方的督促提倡。
有位很热情的青年在他的信里很愤慨地说：“现在许多人没有饭吃，没有工作做，要救亡不知如何入手，一串串由抗战而引起的问题无法解决。”
自从抗战发生以来，难民激增，失业也激增，他们不仅想到自己，同时也具着一腔热诚要替国家做些事。就是有一口饭吃的人，也不甘吃白饭，也极想在这国难急迫的抗战时期，能替国家做些事。要工作做，几成了一般的呼声。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也不是一二民众团体所能圆满解决（虽则团体较个人还略有一些局部的办法），因为这事和整个的抗战计划或国防计划有脱离不了的联系的。我国的抗战计划，在军事方面，已得到相当的注意，在全国总动员方面，还只是一句空的口号，还缺少具体的办法。一般人对于所谓总动员，也只注意于军事的意义，其实在抗战期中的国防经济建设，在后方动员国民动辄数千万人，从事生产事业（如重工业，生活必需品，农业生产等），巩固抗战的基础，那才是切实有效的“动员”。同时还可动员大量人材把这些生产区域的城市及农村组织起来，在紧张环境中积极推广民众教育（以抗战建国为中心的民众教育），生产教育（切实的短期训练），这方面的“动员”的人数也必有可观。
这样，在战区里，即发生战事的区域，只须直接和战事有关的人们依实际的需要而留下，其他的民众便可大量有计划地移到后方参加实际的国防工作，——经济的和文化的。
中国要从死里求生，一方面在前线要英勇抗战，一方面在后方还要努力建设。讲到建设，就一般说来，也许有人觉得需要和平的环境；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当然是最好的事；但是在侵略者残酷进攻的时期，不许我们有和平，所以我们要巩固持久战的基础，虽在抗战的紧急时期中，在后方的几个省份里，格外要加速地努力于建设，——在中央所主持下的有整个计划的建设，以保障抗战胜利为中心的建设。
而且在紧张中的国防建设，还有几个特殊的优点：第一有抗战救国的显明目标做发动机，国民都情愿在最低限度的生活下为国家奋斗；深切地了解能为国家建设事业多尽一分力，即为国家的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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