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他都提到，但说明太不充分，固然他曾经指明周代社会是殷周两民族的两种世界原理的合流，但他对于殷周与其他各氏族的关系，并没有充分的说明。固然诚如吕振羽在《殷周时代中国社会史》中所云：“史料的缺乏，最足限制我们对一个时代难于达到正确的理解。”然而吕振羽所指的“史料”很显然还是指的殷代自身的史料，他说：“此等（指字片甲骨及其他出土物）出土实物，已流散国外者，只好付之一叹。”吕振羽虽然也曾把殷墟出土的实物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实物作比较，去相互印证，但并没有充分地指出，这些不同地域的出土古物，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浸润的作用。据他说：“例如就殷墟出土物说，仅言字片甲骨，据闻出土者已达十万片左右，而今日已拓印者尚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他竟根据这极有限的材料，写成殷代的历史，既没有可能去尽量运用殷代历史本身的材料，又没有可能去发现殷代同时的其他氏族的史料，这当然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家所共同遭遇的一个困难。虽然，吕振羽在方法论的应用上是很谨严的，他虽然受到材料的限制，但他还没有随便肯定他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其《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中曾经极力想从《穆天子传》这些种种神话中去寻找中国与四周氏族的关系。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尤其进一步的把握了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是郭沫若则过于疏忽了这一点。总之，要写成一部完善的中国古代史，还是有待于发掘古物的范围之扩大和民俗学之广大的研究，不仅是在于收集殷周时代汉族文化遗存，而且还要收集与殷周同时代之其他东方各民族的文化遗存，并且也要配合着西欧以至南洋一带诸民族的文化遗存，把这些同时代的民族的文化遗存相互考证，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影响。
此外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虽然对于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都有所叙述，但他对于这一点的说明，也还是十分不够。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自身，也改变世界史，如春秋时之蛮荆，汉之匈奴，唐之突厥，皆曾给予中国史以最大影响。反之汉武帝之驱逐匈奴，又给予欧洲史以极大影响，形成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流，影响到中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开欧洲中古时代千年黑暗的局面。而吕振羽并没有具体的系统的指示。此外苗族回族至今还是构成中国民族的一个单位，这对于目前中国民族问题是如何重要，然而吕振羽的历史中，也说得十分不够的，虽然，这只是就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说的，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的中国社会史第三第四册。旧的历史家，以汉族为唯一的人，睥睨一切其他的民族，目以夷狄而摒诸中国历史之外，固无足怪。然而近代许多史的唯物论者，或不能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或者理解到这一点，而没有对这种民族观念的错误见解去作有力的批判，并进而研究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考察他们过去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怎样使他们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一个合理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大的缺陷。
我们知道，在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也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生长出来的，反之，而是在与其境内境外各民族的历史之相互的浸润与贯彻而成长出来的。比如与中国历史最早有关系的南方民族是苗族，或称苗蛮，这一民族，一直到现在，还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因素。在历史上，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征蚩尤，尧舜放三苗起，以后经过楚庄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朝的六诏，宋朝侬智高，清代雍正乾隆间之“改土归流”，咸丰同治间之平苗讨杜文秀以至民国二十七年湘西苗变为止，历五千年的关系。北方的民族与中国历史最有关系，而且一度在中国建立大元帝国，统治中国一百余年者为匈奴。这一民族也是从传说时代的黄帝伐獯鬻起，就与中国历史发生关系，以后经过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猃狁，尤其与春秋时代的晋，战国时代的秦赵，发生无数的战争，后来经过汉武帝和帝之两次大“膺惩”，遂向西欧窜去，统治了小亚细亚和中欧罗巴的全部，激成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唐代的突厥，又向中国方面进攻，一直到元朝，他竟然取得了整个中国的统治，此后到明代才被朱元璋驱出中国，一直到最近外蒙独立，内蒙建立行省，此次中日战争中，内蒙有些王公被日寇利用，叛变祖国为止，也有极悠久的历史关系。在东北方的民族为东胡，在春秋时代山戎病燕，以至五胡诸鲜卑，宋代的契丹，女真，一直到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统治中国三百余年，到辛亥革命才被驱逐。然而最近又被日寇利用满族名义（满汉实际已完全合流）建立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前途，还发生极大的影响。在西方的民族与中国最有关系者为羌回，从成汤“羌来享”，周武王征师、羌仿髡以来，在晋代的五凉，宋代之西夏以至清代之平准回，民国以来历次汉回交恶，也有四千年的历史。此外朝鲜民族，自殷代起，西藏民族自唐吐蕃时起，日本民族自战国时代起，就与中国历史有关系。然而中国由来的历史，对于这些民族对中国历史之影响，中国历史对这些民族历史之影响，以及其相互间之交互作用，都没有提到，新兴的历史家虽有注意到的，但也并没有研究出一个具体的系统来。
此外，在唐代，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留学印度者，据梁启超的考证，有法显、玄奘、慧皎、义净等百八十人。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最大的转化，又唐代有阿拉伯人侨居中国所作的游记。宋代与中国南部各民族的关系至为密切，元代与欧洲的关系，明代与南洋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历史都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中国过去的历史，并未说明这种影响，甚至近代最进步的历史家，对于这一点，有些也完全没有提到，有些虽然提到，也说得十分不够。这对于中国史的正确究明，是一个必须指出的错误。
像这样的错误，不仅在中国的史学界，就是在世界其他各国的史学界也是如此，甚至在苏联大多数的史学家，尤其是波格罗夫斯基，都犯着这样的错误。波格罗夫斯基一直到他的晚年，才提出了研究苏联各民族史的必要，然而他在研究的方法上，又犯了一个错误，即是他不把各民族史与俄罗斯历史统一起来去研究，而把它们孤立起来去研究，结果，俄罗斯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与俄罗斯的历史，还是各走各的道路，而不能在它的关联性上去说明其相互的影响。
对于历史的空间的关联性这一点，史大林可以说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发展了，他在其《论苏联史的几个基本原则》中，把苏联历史教科书之具有这一严重的错误，提示出来，予以严厉的指摘。他说：“范拉格等没有执行计划，甚至没有理解这个计划本身究竟是应该包括什么内容。其所编《历史教本》，实为俄国史，并不是苏联史，——即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历史，至加入苏联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并没有概括在内。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及沿波罗的海各民族和北高加索，后高加索，中亚细亚，远东的各民族的历史事实，完全没有搜罗进去，沿窝瓦河的及北方民族——鞑靼人，巴史基尔人，莫尔达瓦人等的史的发展，也一概被删除。”
史大林以为这样的《历史教本》，至少包含以下的两个不可宽恕的错误。第一：“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与俄国地主布尔乔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进行扩边殖民强占侵略的作用。”第二：“俄国境内诸弱小民族受沙皇政府的压迫几千年，十月革命才把这些民族从民族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苏联也就成了各民族之兄弟的联盟，和平共处的乐园，但在该教科书中，对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与根源，竟未提到，这样，十月革命与苏联之成立，都成为不可思议了。”
因此，他在最后提出编辑苏联史的两个原则：“第一，要不将大俄罗斯史与苏联境内其他民族史分开。第二，要不将苏联各民族史与全欧发展史及世界史分开。”
史大林对苏联史所指出的这一错误，实际上，不仅纠正了苏联史学界的错误，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有一个基本原则，去重新写定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这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上，无疑地，是一个最可宝贵的伟大的供献。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