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记述及其指导，是概括过去全人类生活斗争与其创造之实践的成果，尤其是阶级任务的实践，构成历史本身运动的动力。
历史科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从那作为人类总体的生活相续的实践活动中，亦即历史上各种对立的阶级关系之相互代起的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一个历史发展的法则，以这一法则，去说明人类在其过去所经历之历史的生活实践的总体，并指明人类向前发展之历史的合法则的前程。
历史发展的法则，虽然是一般化，普遍化了的抽象概念，但它却是依据于具体的活的历史事实而产生的。而且只有当着它是反映着具体的活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才能成为支配历史的法则；反之，“……这种抽象如其本身从现实的历史脱离出来，就完全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说，如果不把这种概念归结到人类之历史实践，便失去其对历史的正确性。
然而史的观念论者，从神学，玄学以至近代流俗的实验主义，却一贯地把概念变成抽象的定义，变成心灵的产物，用“神”，“理性”，“道德”，“暴力”这一类抽象的名词，把历史发展的法则，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脱离，而且使历史的概念与现实的历史相对立。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尽量把人类历史之阶级的实践内容隐蔽着，并把它神化为观念的范畴，因作出“理性支配世界史”的结论，思辨地构成其观念的历史。实际上，这样的历史，如果称之为历史，不如说是有闲阶级的“抒情诗”。
在欧洲中世纪一千余年的黑暗时代中，即基督教的全统治时代，整个的历史研究，都被独断的教义所支配。他们以为人类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他们用宗教与信仰来迷惑人民，用天国与上帝来欺骗人民，企图蒙蔽他们去认识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现实的物质利益。纪元前三五四年奥格斯丁这样说过：“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形态的萌芽，以及一切萌芽的形态……一切存在的形式，一切秩序，一切种类，一切有数量的，可测量的，有重量的，一切以任何类别，任何价值而存在于自然中的，都是来自上帝。”这样历史上之人类的阶级实践完全用“上帝”二字，抹煞殆尽了。
后来的一切观念论者，都是从神学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与神学不同的，不过是把“上帝”用“理性”一类的名词代替了。
固然，“理性支配世界史”这一定言，到黑格尔才确立，但在康德的实证主义中，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理论，他把一切具体的现实历史，都隶属于人类理性之下，把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当做是三个原则的体现，即神学，玄学与实证的原则之体现，他认为古代历史是属于神学的原则，中世纪历史是属于玄学的原则，法国革命则属于实证的原则。由一八三○年到一八四八年是停滞的时期，其原因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实证主义，因而使革命不能有机地完成。在康德看来，一切现实的历史，都是为了适应原理而产生出来，并且应该隶属于原理之下；反之，没有原理，也就没有历史了。
史的观念论，到黑格尔便集其大成。他在其有名的《历史哲学》的“绪言”中说：“理性是一切现实所由之而有其存在，和有其生存于其中的实体。理性是无限的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仅止于理想，止于义所当为，并只存在于现实以外，或是仅只存在于少许人类头脑中的某种特殊事物那样无力的东西。理性有无限的内容，是一切的本质与真实，而理性自身就是理性依它自身的活动所创造的质素。……它是它自身的前提，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最终目的，同样的，理性自身，不仅是它的最终目的，从内部到自然的宇宙现象之行动的产生，并且也是到精神的宇宙现象，到世界历史之行动的产生。这样一个理想是真实的，永久的，绝对的有力之物，它自身启示于世界，并且除了它自身，没有别的东西启示于世界。”因而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现实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抽象的理性，理性支配自然的及精神的字宙现象，支配世界历史，它是独立的，先历史而存在的东西，它是真实的永久的绝对的有力之物。在这一基础上，于是黑格尔建立了“世界史之精神的原则”，他以为历史的个体的综合，就是“世界精神”。因而他把世界史分为四个精神个体，从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到日耳曼世界，这是说明世界精神从低级到高级的原理之一贯发展的行程。而且以为历史发展到日耳曼世界，就是精神的最高发展，或理性的最后完成，因为“日耳曼精神恰恰符合于基督教的精神，日耳曼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是合一的世界，因而也就是神与人的统一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出不满意的东西”，历史窜进了“理性的王国”，历史的发展终止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动了。
因此黑格尔所谓历史，不过是“理性的形象与行为”，“世界史只是一种理性的现象，即理性在其中，启示自己的特殊形态之一，就是在一种特殊原素，即各民族中表现自己之原始形态的复写。”并由此而肯定历史是无意识的却必然地向着一个预先确立了的理性的目标进行，即向着绝对理性这个东西的现实进行。理性就是一个“神圣的预启”，人类历史，便是依照这个“神圣的预启”之昭示而向前发展。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依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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