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从远古就存在着的人类概念的自己运动之铅版而进行的。”所以他指明人类的历史，就是原理的现实。这样，他们便作出“原理支配现实”或“法则支配历史”的推论。他们以为不是原理或法则应该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适合，而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应该与原理或法则适合。不是从具体的历史自身的现实中，抽象出原理或法则，而是用他们所想像出来的原理或法则，虚构现实的历史。诚如马克思所云，他们以为“各原则都有其所表现的世纪，比如强权的原则，属于十一世纪，个人主义的原则，表现于十八世纪，所以是世纪属于原则，并非原则属于世纪，换言之，就是原则造成历史，而非历史造成原则”。
自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仅强调人类历史是原理的现实，即不仅认为“历史应该一般地用悟性去观察”，而且认为“应该把信仰与意欲归之与历史”。同样，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述上，也表现“世纪属于原则”的历史理论，由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出发，把全部中国史，用阴阳五行那些东西，去循环配合，指配某一个朝代是属于金德，某一些其他的朝代，又属于五行中之其他一行的支配，这就是说，一切朝代的兴亡，不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的变革，而是这些概念的循环。
这种学说，现在还在以“新休谟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名字，流行于英美诸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以生理史观，物理史观去研究历史，他们以为在一切社会现象中，可以看见的是影响个人的生理法则，所以研究任何社会现象，我们应由研究个人生理的法则开始。因而生理法则，即人类理性的自我发展，是社会之史的发展的基础，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生活，倒不发生作用。他们把历史发展法则，降为生物，生理，或心理法则。人类理性的发展“个人心理”、“群众心理”、“民族心理”乃至自然环境对生理与心理的影响，成为他们历史研究的主题。因此他们以为历史学就是生理学或心理学。由此而建立所谓人种的，个人的，地理的，乃至气候的诸特性，并从而隐蔽一般性，单从这些诸特性中去树立史的多元论的科学基础。这在法国的郎格诺瓦和塞乐坡合著的《史的原论》一书中，完全展开了这一史的心理论的理论。他在这一书中肯定历史的发展，完全不是物质基础，只不过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权力的起源与衰落，也不过是习惯问题，因此人类的自由意识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了。
这种观念论到中国，便以胡适的实验主义及陶希圣的历史循环论而出现。胡适很坦白承认观念创造历史，他说，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擦脂抹粉；又说，历史好比是一百个大钱，任你如何去摆；又说，历史好比是一块大理石，任你如何去雕琢。总括地说，胡适以为历史是观念的构成，人们可以依据其各人不同的观念，为所欲为地创造其自己所愿意的历史。陶希圣一向就是假借新兴科学的名词，以执行欺骗青年的政治任务，然而不知不觉，有时也要现出原形，他在其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册的小序上说：“……文学家下笔写历史时，也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哲学在心里，倒不如社会科学家本有的原理和方法在心里，比那些口说没有成见，心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成见的无自觉的人来得明白，去得磊落些。”这里很显然地可以看出陶希圣的大规模的历史，都是依据其“心里本有的原理和方法”写出来的。换言之，即从观念论的史学观点和其技术写出来的。陶希圣一面以社会科学家的态度讥笑他所指的“文学家”，同时，又诬蔑社会科学家的原理与方法是心里原有的，这种态度，如果说是他的“乖巧”，倒不如说是他的“磊落”。其实文学家也和社会科学家一样，不单有其文学的技术，也同样有其认识的理论体系，而且前者正是被统一于后者。
因此所有曾经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一切历史实践，在观念论者看来，都是发生于他们本身的推论中，诚如恩格斯所云：“他们所谓历史的哲学，无非是哲学的历史，他们自有的哲学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自然，再没有人类的实践，只有“悟性中之观念的连续”。所谓现实的历史，好像是不曾有过，历史只是神奇的观念，范畴，原则，理性之连续的积累，历史科学，只是系统地依照这种原则，去排列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幻想而已。由于这些幻想的系统之再建，就是人类的历史。
所有观念论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不外是美的个性之完成和这样的艺术品之实现”。因而一切历史的实在性，都被视为想像中存在的非物质的东西，而升华为纯良的道德，伟大的正义，永恒的理性，以至超人的“上帝”。在人类历史上，不但没有阶级斗争，而且也没有构成阶级之主体的人类，以及这些人类之资以生存的一切物质了；存在的，只是观念论者永恒的“理性”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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