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革命运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就恰恰反映出这一变革时代之革命的意识形态。他们开始从变动的观点去认识自然现象——天地山泽水火风电，从它们之相互对立的矛盾中，去认识它们的变动；同时又从变动的观点上，把社会制度归结为“否”与“泰”之对立，去说明社会诸关系，这正反映出当时现实社会中阶级对立锐化的情境。然而胡适却说：“至于《易经》更不能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胡适这种小心翼翼的治学态度，我们是非常钦佩，但是如果因为《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就认定“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我们倒认为这不是胡适选择哲学史料过于严格，而是胡适不懂得哲学。因为所谓哲学，不过是当时人类的生活的一种反映，殷代的人类，他们还没有胡适那样“美国式的科学头脑”，他们遇事要通过卜筮，这正是反映当时人类的愚昧生活。当时人类之相信卜筮，就正如几千年后的胡适不相信卜筮一样，同是生活的反映，同是人类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也就同是哲学。胡适如果因为《易经》是“卜筮之书”而遂摒诸中国古代哲学之外，那我们就不知道胡适的“哲学”是作何解释。假若几千年后有人说“胡适的大著是一种实验主义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那不是太冤屈了他们自己的祖先吧。
不过随着周族封建国家之建立，这种动的历史观，就转化为静的历史观，所谓“天地交”而泰，“阴阳交”而和，一切对立，都妥协了。并且从“往来不穷谓之通”的原理上，一切又变成永恒的了。再进而把这些妥协与永恒的原理，转化为形而上的观念论，如“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一观念的意识形态，便作了后来周代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哲学——儒教——的中心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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