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建主义，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中之一般存在性，这是无可置疑的，唯其发生有先后之别，存在有久暂之分，尤其是其发展的程度，也有不同，则是事实。比如在欧洲大部分民族还停留在氏族制的时候，在中国已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反之，在西欧诸民族已发展到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而中国，则尚留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同时西欧的封建主义发展的形态，与“东方的”封建主义发展的形态，也多少有些不同；但无论如何，在本质上，即在其阶级剥削关系之构成上，则同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农奴或自由农民的剥削制度。因此，在这一经济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也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首先我们说到欧洲，由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与希腊罗马之灭亡，在民族大迁徙的流动与战争中，同时，由于奴隶之解放，大多数从事于农业的奴隶，都转化为农奴和自由农民，在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封建主义的国家。在封锁性与自足性的“庄园制”的农业条件之下，反而阻碍了作为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工商业之发展；同时以反奴隶所有者的统治而带着宗教色彩之政治运动的基督教又随着奴隶制之崩溃而转化为封建领主执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视一切代表进步势力的意识的新兴的科学与哲学为异端，而阻碍其发展，因而形成了世界史上所谓欧洲中世纪千年的“黑暗时代”。
在这一长时间的欧洲，完全陷于封建主义的野蛮统治之下。因此，在意识上，则反映为基督教教义的独裁。哲学的任务，只是用形式逻辑去证明宗教的教义，形成咬文嚼字的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封建领主的淫威，反映为上帝的神圣。
一直到中世纪的末期，随着自由都市工商业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一方面表现了自由市民的势力之抬头；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封建领主的势力之陵替，于是反映于意识形态上的，便是“唯名论”与“唯实论”在哲学上的斗争。如顿斯、斯柯特奥堪及其信徒的“唯名论”，很明白的反映出个人主义在中世纪末期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增长。马克思指出“唯名论”是“唯物论的头一个表现”。此外如英国的修道士培根也是十六、十七世纪“经验论”和“唯物论”的早期前驱，但他不能粉碎烦琐哲学，摧毁基督教的思想独裁，这又反映着当时市民的势力，虽然渐次在发展，而还是很脆弱的。
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阿拉伯诸国家，在经济上及文化上，比之西欧都是先进的。所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比当时的西欧诸国，更为进步。如亚威森拉，亚威罗埃斯，亚威塞布隆之“自然泛神论”，尤其亚威罗埃斯之承认物质的永远存在，与否认灵魂的人格不死，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终于也由于回教正统派的歧视，牧师的反动，在回教国家衰落和瓦解的条件下，窒死了这一进步意识的成长。
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开始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但这一历史的转化，欧洲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各有不同。比如在法国则采取工农与布尔乔亚的联盟之直接革命行动，在英国和德国则采取布尔乔亚之产业革命的形式。因为各国转化的形式不同，所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就不同。总之十七和十八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开始形成的时候，即历史上所谓“文艺复兴时代”。
在这一时代，商业，航海事业，手工业，工场生产的发展，在要求自然科学——经验知识——的发展，而各种科学内也进行着具体资料的积蓄过程。在当时，科学开始分析和解剖自然界，科学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作成了十七、十八两世纪哲学的基础，就鲜明地反映出布尔乔亚的政治的积极性。
当时革命的布尔乔亚的代言人，大肆抨击封建的宗教宇宙观，反对把哲学降低作为“神学的奴婢”，而走上创立新科学的道路。不过布尔乔亚哲学的成功与宗教思想的决裂，为时并不很长。其中最彻底的，要算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唯物论者。但是布尔乔亚革命的狭隘性——以资本主义的榨取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榨取方式——规定了布尔乔亚唯物论的狭隘性，乃至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更形加深而造成了产生唯心论的新方式的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自从在封建制度内发展以后，他们又开辟了新的大陆，从新的实践中，发现了物质界比以先所承受的更要广大。新的实践，改变了旧的思维方法——中世纪烦琐哲学和宗教思想，他们宣布了扩大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力。进步的布尔乔亚，都在企图打破宗教的欺骗，追求现实的利益。因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狄卡儿的“怀疑论”，培根的“打倒偶像论”，斯宾诺莎的“洗清智力论”，他们都力谋开辟一条创造新思维方法的路径，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这种认识和征服，是为发展中的布尔乔亚所必要的。狄卡儿在其《论方法》中，以为科学的目的是发明，哲学的任务，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保证这一目的的达到。培根在其新的归纳法中指出：“要是谁把智力界的界线，放在古人所发现的狭隘范围内，那是很可耻的一件事，要知今日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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