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地球、海洋、星辰的限度，业已无限的扩大，而为人类所知道了。”斯宾诺莎指出：“希望把一切科学趋向于一极端的目的，换言之，即趋向于最高人类至善的达到。”
早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跟着新兴布尔乔亚的抬头，因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反封建的意识，在机械论式的，形而上学式的唯物论中，也日益发展和强固起来。
因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得最早，所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新的唯物论，在英国也发展得最早。培根、霍布士等人的哲学，尤其是亚丹·斯密的“古典派”的经济学，已经充分地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培根曾经猛烈地攻击那从前轻视实验研究并完全以《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为出发的一切烦琐哲学和科学，他以为这都是认识自然界的障碍，他宣传“经验论”，并创造了“归纳法的逻辑”，作为科学研究和总括的基础。虽然他的方法，只是形式逻辑的一种，但正如马克思所云：“他总是近代唯物论和一般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霍布士的唯物论，是建基于十七世纪中叶更高级的自然科学水准和更高发展的英国布尔乔亚的关系上，虽然他是形而上的，但比之培根，却是更高的一个历史阶段。他是培根唯物论的系统化者，他排斥了关于“神”和“彼岸世界”的学说。但是当英国的布尔乔亚自身取得相对的胜利之后，他们开始从唯物论的立场上退缩了，像柏克里的“主观唯物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反而成为胜利的布尔乔亚的统治工具。
法国在十七世纪，其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所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为与相对彻底的英国唯物论不同的“理性主义”。例如狄卡儿的哲学之带着妥协性的二元论，就正表现着当时法国布尔乔亚的在其第一个发展阶段上的衰弱与不坚实，因而使得狄卡儿把旧的烦琐哲学与新的机械的自然科学调和起来，在终极上，不能不承认神创造了物质。但到十八世纪，随着法国革命，各阶级革命运动之蓬勃的发展，因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那些渴求政权的革命的布尔乔亚，他们在反封建贵族和僧侣的热烈的斗争中，不但要求克服自然界，而且要求改变社会的组织。所以作为革命各阶段之意识形态的表现上，便是对主观唯心论的猛烈批评，认为它是最荒谬绝伦的，有如疯人院的哲学。尤其是当时的“无神论”，对于作为封建势力隐蔽所的宗教，加以无情的批评。所以法国的唯物论，是反映革命的布尔乔亚乃至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就是战斗的反形而上学的。
荷兰在十六世纪末，便发生了欧洲第一次布尔乔亚革命，所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斯宾诺莎（一六三三——一六七七）的哲学。斯宾诺莎克服了狄卡儿的二元论，建立了唯物论的体系。虽然他把实体叫做神，但他所谓神，是丧失了宗教的内容的神。他主张一切自然现象，须从自然界本身出发，加以说明，也排斥了狄卡儿的“神是运动的创造者”的概念。
然而当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秩序一旦确立而发展起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德国布尔乔亚生长到能够打倒他们的封建制度的时候，德国的布尔乔亚，即刻就回避现实的斗争而沉溺于妥协的，调和的多元论中去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德国政治经济的落后性，规定了德国布尔乔亚的脆弱性懦怯性和其对封建社会的依存性，他们没有力量进行现实的政治斗争，因而把这斗争，转移到思想领域内，把政治革命归纳为哲学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德国的布尔乔亚，已经以妥协的方式取得了与封建贵族和僧侣平分统治权的地位，从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表现为德国哲学辩证唯心论的基础。这种唯心论之辩证法的部分，乃是表明这一时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布尔乔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他的观念论的部分，又是表现德国布尔乔亚的畏缩性。但是德国古典唯心论发生和盛行的时代，确是布尔乔亚在世界史上抬头的时代，即布尔乔亚开始民主革命，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当时法国的大革命，对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期德国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曾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德国的哲学唯心辩证法，就恰恰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这一崩溃。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的唯心论，曾下了一个很精确的定义，他说，这是“德国人的法国革命理论”。自然，由于当时德国布尔乔亚对于现实的追求，使得德国的自然科学相对的发展，所以德国古典的唯心论，又反映着当时科学上发生的这一急激的转变。这一急转，又是和进化观念之渐渐侵入一切知识领域有联系的，所以它也只能渐渐摧毁那些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基础。适应德国资本主义这一转化过程的渐进的发展，所以反映到德国意识形态上，古典的唯心论也经过了四个阶段，即从康德，菲希特，席林到黑格尔。其实，在康德之前已经出现了莱布尼茨（一六四六——一七一六）的“多元唯心论”，这种“多元的唯心论”，就已经充分地反映出当时的德国新兴布尔乔亚企图与封建贵族亲睦和谐，以发展其本身利益的幻想。
康德的哲学，承认在现实的本身中，有现实对立的存在，这就很明确的反映出当时德国的社会内部矛盾的存在——即布尔乔亚与封建贵族的对立这一事实的存在。
菲希特（一七二二——一八一四）的“主观唯心论”，更承认了一切存在之发展的原则，在伦理学的视角之下，把一切注意集中于行动自由问题的研究。他的哲学之辩证法的部分，很显然地是被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光辉的胜利所激动，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把一切实践的政治问题，归结于伦理学，又是表现着德国经济落后的境况。
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初期的光辉胜利，曾激发了德国的前进的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革命的热情，不过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雅柯宾党的独裁，和巴黎革命的恐怖，便又骇退了德国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对革命的尝试。德国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的情绪的这一转变，也影响了德国古典唯心论以后发展的倾向，因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表现为菲希特的有效的伦理学的唯心论之转向席林（一七七五——一八五四）的更直觉的，反动的神秘主义的唯心论。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完全是反映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果，乃是他的唯心辩证法的出发点和动机。他的认识和唯心论的方式，就恰恰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封建制度腹内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上之质量的变化。因此，黑格尔注意的中心，乃是全世界史的问题。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世界精神”以唯心的和目的论的方法，表现出全世界史的转化过程。这一神秘化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在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面，获得了外部的客观力量的性质，这一力量支配着人，把人跟他的物质劳动的生产品并列起来。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把国家法律及社会意识的一切形态，视作人类劳动的结果，把人类劳动，仅仅理解为精神劳动。他是唯心论者，并且站在把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对立的布尔乔亚狭隘的观点上，他无力悟到历史过程中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同时，也无力表明意识形态是被决定于物质劳动的历史形态，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矛盾，乃是革命的方法与历史及限制这一方法的保守的体系间的矛盾。”
然而随着欧洲各国革命的布尔乔亚在革命中获得了政权，或与布尔乔亚化的贵族妥协，而获得政权。布尔乔亚在政治上的这一转向，因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是十八世纪各国哲学从唯物论转向唯心论了。尤其是英国的哲学，从十七世纪培根和霍布士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转化为柏克里的“主观唯心论”与休谟的“不可知论”了。
从洛克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柏克里（一六八五——一七五三）主教的彻底的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已经是反映着当时英国布尔乔亚中的反动的集团——与贵族缔结同盟的集团——的意识形态。他公开地反对普罗列塔利亚，公开地拥护“神父主义”。以后休谟（一七一一——一七六五）的“不可知论”，虽然他的反动性来得比较的幽雅，但是对唯物论的进攻，却更为巧妙，更为深刻了。
我们现在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总结这一时代欧洲的意识形态的转化，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十七、十八两世纪——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自己造成了些雅致的藩篱，他用这些藩篱把自己围绕起来，堵住了由单个的理解走上对整个的理解，走上深入现在事物的一般联系中的道路。在希腊的哲学中，辩证的思维，是原始的简单的朴素，没有被这些雅致的藩篱所破坏。”
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发展，占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时代。从西周末期起迄于鸦片战争，虽然中间封建主义的自身，也经过屡次的部分的变质，然而，在其经济基础与其剥削关系上，仍然是相同的。因而反映到政治形态上，无论是封建贵族的政权或是新兴地主——商人的，即“专制主义”——的政权，在本质上，他们同是封建主义的政权，即都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执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的土地所有者的政权。至于无数王朝的更易，以及政权形式的统一与分裂，这都只是形式的变动，而不是本质的变革。虽然，几次蛮族的侵入，都曾或多或少给予中国历史以外的影响，但这也没有根本变革中国历史之封建主义的本质。
随着中国封建主义在其长期演变中之不断的“部分的变质”，因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无论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的“儒学”，“道学”和“佛学”，或是反映农民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都是随着封建主义之发展而发展的。
中国封建主义在其长期的演进中，发展中，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初期的封建主义时代，专制的封建主义时代。不仅由前一个时期推移到后一个时期是通过历史之“部分的变质”而实现，即在每一个时期中，也由于其自身之“部分的变质”而形成中国封建制之前进的诸过程。所以反映到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上，也就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以致蒙蔽了我们形式主义者的眼睛，而不能不大惊小怪说，中国封建制社会是“长期停滞”、是“破灭”、是“谜的时代”。其实只要我们的所谓历史家，不为政治的形式所蒙蔽，而能把他的研究深入到历史之本质的发展，则即刻就会理解中国的封建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其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一贯的在发展着。
在中国历史上，初期封建主义的登台，是在西周末的周宣王时代。当时封建的庄园制度，已取得支配的形态，因而在神权与王权的统一的社会基础上，树立了封建的等级从属的政权，从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洪范》、《九畴》以“五行”——自然现象——去解释封建的等级从属，以“卜筮”去欺骗农民服从封建的等级制度。
自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随着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开始了封建领主之土地兼并。由于地方领主之渐次强大，削弱了最高领主的权威，诚如《诗·序》所云：“王道变，礼义变，政教失，国异政，家异俗。”像这样的情形，又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描写十六世纪的德国社会一样，当时的德国，“诸侯从贵族中发生了。他们几乎脱离皇帝而独立，掌握大部分的统治权，他们自由宣战和媾和，他们维持常备军……征收租税，他们已经吸引大部分下级贵族和城市，放在他们骄淫的权力之下……”，“他们相互对抗，或与诸侯对抗，或与皇帝对抗，不明白自己地位的帝国政府，动摇于对抗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这样，自然而然地会引起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领主对农民的剥削之强化，又加深了领主与农民间的阶级矛盾，因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使一方面在所谓“变风变雅”中，表现出农民的“敬天”观念之动摇；另一方面，又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下，表现出封建领主为了适应等级的政治从属及确立等级的身份关系，不能不把“天”的欺骗，转化为“礼”与“刑”的束缚与压迫——从“宗教的欺骗”到“政治的强制”。
春秋时代，由于封建领主相互间兼并的程度之进行与扩大，引起大批中小领主的灭亡，如齐楚秦晋等的大领主，无不并国数十；反之，如在晋国的“栾，卻，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左昭三年）。同时，由于大领主权力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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