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加强，更削弱最高领主的权力，如周郑交质，齐楚窥鼎。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小领主的权力之伸张，又形成“公室衰微，私家僭越”的现象，如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季氏八脩舞于庭。封建领主内部的诸矛盾，日趋紧张，“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不但破坏了封建等级制的尊严，并且动摇了宗法社会的观念，因而“礼”与“刑”也就失其效用。从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上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也就非常复杂。第一，从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便出现了孔丘拥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哲学。他一面提出“正名主义”企图重新确立封建的等级身份；同时提出“伦理主义”，企图把宗法观念系统化；并且在“礼”与“刑”之外，又重新提出一个统治工具的“德”，企图以欺骗去补足法度之不足。这一方面，反映当时封建领主统治之无力；另一方面，又反映农民大众反抗力之大增。第二，从当时没落贵族集团的颓废生活出发的，便出现了老聃的“复古主义”。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地主的兼并战争；另一方面，又痛诋新兴地主——商人的唯利是图，提出“法自然”与“无为”的原理，幻想在这一原理上，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初期封建制的社会。同时，在“无生有”这一根本出发点上，归结为“玄之又玄”的“道”，以对抗封建统治阶层人为的“德”，这又充分地反映出当时封建贵族之没落的情境。第三，从新兴地主——商人的立场出发的，便出现了杨朱反封建领主的“个人主义”的哲学。
战国时代，是中国封建“领主经济”向新兴“地主经济”移行的时代，这反映在政治形态上，便是中国的初期封建制开始向专制的封建制移行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中的封建领主，一方面，感于农民反抗运动之勃兴；他方面，又感于新兴地主——商人的经济势力之抬头。因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孟轲的“封建调和主义”，企图使旧封建领主与新兴地主——商人在封建剥削的共同利益之下，统一起来，共同对付农民的反叛；同时，又企图在“民为贵”的口号之下，缓和农民的反叛，以支持封建统治的存续。到战国末期，随着新兴地主——商人的势力之进一步发展，封建贵族，便完全退出政治经济的支配地位，而让位于新兴地主——商人。因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一方面便出现了代表没落封建领主的意识的庄周的“厌世主义”的哲学；同时，荀卿便完全站在新兴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而发表了“封建改制论”。以后，随着新兴地主——商人的经济支配地位之完全确立，并进而要求政权的时候，便又出现了韩非的“法治主义”。此外，由于农民阶级之政治意识的觉醒，又反映为墨翟的“兼爱主义”。
秦汉之际，是中国封建制度由“初期封建制”转入“专制的封建制”的转换时期。在经济上，是由于封建“领主经济”让渡于“地主经济”。在政治上，是由以分散的“庄园制”为基础的无数割据的小国，转化为具有统一形式的地主阶级专政的“郡县制”。在意识形态上，便反映为《吕氏春秋》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他首先提出“乱莫大于无天子”的口号（《谨听》篇），因而主张重新确定封建的等级关系（《正名》篇），主张武力统一（《禁塞》篇），排击封建领主的“非攻”与“救守”（《振乱》篇），驳斥农民派的“偃兵”论（《荡兵》篇）。同时并提倡土地的利用与农业生产技术之提高，以增进地主阶级之利益（《任地》篇）。随着地主——商人阶层的统治权力的确立，在政治上便转而要求对于其自身利益之巩固，因而反映这一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的董仲舒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便从“动的观点”转入“静止的观点”，树立了此后数千年间中国地主阶级的政治哲学的体系。
到后汉末，随着地主阶级土地财富之集中，扩大了社会贫穷的范围，社会内在的矛盾，复达到尖锐的程度。广大的失业农民，张角、柳根、王歆、李中等农民领袖的领导之下，表现为“太平道”、“五斗米道”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行动，因而地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的叛变，不能不进行内部的统一。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表现为“今古文学派”的统一。然而地主阶级，终于无力解决社会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叛乱，以保持其阶级的统治，于是在四世纪和五世纪，无耻的地主阶级不惜先后引入西北诸蛮族，北部中国和南部中国，均先后沦陷于蛮族统治下。但是由于氏族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合流而演出的类似“庄园式”的经济组织的北朝社会，不但加深了农民的痛苦，扩大了农民的叛乱，并且除了符合于一部分贵族地主的要求以外，对商人地主也是一种妨害。所以引出地主阶级内部之南朝与北朝的对立，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南朝的“儒”、“道”与北朝“佛教”的对立。
这种种族间与阶级间的复杂矛盾之发展，使中国社会采取一种逆转的形势，一直到北朝的经济结构之商人——地主阶级化，重新回到发展之途以后，统治阶级内部，才得到统一。这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是“儒”“道”“佛”的合流。
从五世纪开始，小农在“世业地”及“分有地”之封建劳动编制中，渐次获得其私有地，形成了小土地所有者的这一阶层。唐代政权之建立，固然是利用流氓无产阶级，而主要的，还是由于小土地所有者之积极的支持。但随着唐代地主政权之巩固，新兴的授有“职分田”的功臣及流氓领袖又与原来之世俗地主、僧侣地主所构成之大地主集团成立、妥协转而共同压迫并剥削其自己的同盟者，使小土地所有者与农民负担租庸调的全额，因而在他们与大地主之间，又形成对立的形势。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在地主阶级内部，便形成代表世俗地主的韩愈、李翱等的政治哲学与代表僧侣地主的玄奘等的佛学的独立。此外柳完元则站在小土地所有者的立场上而发表其“三教统一论”，吕才则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发展其以“道”家学说的形式的唯物论（《阴阳书》五十三卷）。
到宋代（十世纪后），“小所有者经济”在社会经济的构成上，获得其部分的作用；同时，自由商人的出现与成长，构成社会内部之一新的因素，开始都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情势下，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不能不取得协调，以共同对抗这一新兴的阶层。这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产生了周敦颐、张载、程颖、程颐的儒佛合流的“理学”。同时，一部分地主阶级又以官僚与商人的两重资格出现，他们凭借“邸肆”与手工业基尔特，不仅压迫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而且也压迫自由商人，因而在他们之间，又形成对立。从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便出现了代表小所有者乃至自由商人的王安石的“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代表地主阶级的司马光的“保守主义”。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在小所有者与自由商人的共同拥护之下，得以实现。变法的结果，大土地所有者与自由商人的都市经济，获得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却加深了他们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一方面，感受小土地所有者与自由商人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又感受农民叛乱的无力的镇压。他们为了重新奠定其阶级统治，索性引进游牧民族。于是刘豫则以“傀儡式的政权”而出现，张邦昌、秦桧则以“政治汉奸”而出现。这种可耻的阶级阴谋之露骨的表现，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以宋代最为明显。
这一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北方，由于其社会经济之特殊的构成，以及其残酷的榨取，压迫着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及自由商人的社会生存。虽然对于僧侣地主和贵族地主的利益，比较地可以协调，但对于凭借“邸肆”的独占商人地主，在商业利益上，也根本受着限制，所以地主阶级中之这一阶层，与统治的游牧种族，也有其矛盾。因而反映在宋朝应付游牧种族的侵略的国策上，便一方面表现为汪伯彦、秦桧等贵族地主的“主和”；另一方面，表现为岳飞、吴璘、吕焕文、李刚等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以及农民与自由商人……阶级的“主战”。从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产生了从独占商人——地主立场出发的朱熹的折衷哲学，企图从主战的立场去调协地主阶级内部——农民除外——的矛盾。由于游牧种族没有完成其对中国南部的统治，使主和的贵族地主，出卖民族的企图，遭受挫折而归于失望，于是出现了陆象山的纯观念论的哲学。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对立，反映为意识的对立。同时，自由商人的经济经过北宋一七○年间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已开始形成其独立性的作用，因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叶适的“批判主义”及陈亮的“专功论”，形成初期布尔乔亚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地主阶级的“理学”对立的发展。
鞑靼族侵入后，全中国沦于异族统治下者几历一世纪之久（一二七九——一三六七）。在蒙古种族长期的统治下，由于其残酷的军事掠夺与政治压迫，曾给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最大的逆转；在另一方面，随着欧亚交通的开辟，国际贸易，开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而又繁荣了中国的都市经济。不过支配中国都市经济的，不是中国商人，而是外来的中亚细亚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并且参加元朝的统治，直接行使其对中国民族之封建的政治剥削。因而一方面，都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小土地所有者，自由商人，甚至地主阶级，都在鞑靼族野蛮的军事性的政治权力之下，遭受残酷的榨取。在鞑靼族之氏族社会与没落期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合流而构成之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机构下，中国历史发展的行程，采取一种逆转的形势，随着思想也转入黑暗时代，在政治的高压下作为中国封建地主的意识形态的“儒教”，以及作为中国农民自由商人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一直到元末中国的农民，才在白莲教“妖人集团”的号召之下，以宗教形式，表现为政治行动。反之，代表中亚细亚的商人的意识的“回教”，代表意大利商人的“景教”，以及代表依附于异族的僧侣地主的“佛教”和“道教”，这些寺院哲学，在这一时代都取得支配的地位。
随着鞑靼人之被驱逐，中国的地主阶级在农民小土地所有者自由商人的援助之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明王国。鞑靼人的“占地”都被没收，但同时又以“皇庄”、“官庄”等名义分配于统治者阶级。此外因为在明朝建国的过程中，东南地主阶级，曾保持相当时期之政治军事的敌对形势，所以当明朝政权树立以后，尽量地没收他们的土地，而以之分赐于贵族，由此，又形成一庞大的贵族大地主阶层，引起地主阶层内部的对立。直到土地测量完成，及“一条鞭法”施行以后，才获得地主阶级内部的妥协。这从吴康斋、胡居仁等之带有二元论色彩的政治哲学及薛敬轩的主观主义，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随着都市经济之发展与自由商人——布尔乔亚——之抬头，又加速了封建农村经济之解体，地主阶级内的诸阶层为支持其阶级统治起见，又获得其内部的统一，因而产生了陈献章以至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保守主义的哲学，成为地主阶级哲学的集大成，对中国地主阶级的哲学作了一个总结。随着农民大众反封建地主的斗争之尖锐化以后，又反映为“王学”之左右派的对立。都市经济在明代，虽然由于外在的诸原因，如中亚交通之断绝，沿海各地倭寇之侵袭，稍呈逆转，但自十七世纪初，由于葡萄牙等欧洲商人之来到中国，又重新繁荣起来。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都市经济，已渐次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主要的因素，给予农村经济以极大的分解作用，加速农村之崩溃的过程，这就反映为结束大明王国的统治之明末农民的大叛变。
地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的叛乱以及布尔乔亚之威胁，于是又无耻地做出卖民族的勾当，引进了女真族的侵入，使中国重新陷于异族的统治下者垂三百余年。但是女真族的入主中国，并不能停止都市经济对农村之分解作用，而且，在清初布尔乔亚已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农民意识的觉醒，又出现了颜元一派的农民的政治哲学。相反的，由于封建地主之渐趋没落，反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上，也就只是产生了顾亭林、孙奇峰、李二曲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以后（一七九六——一八五○）由于中国工厂手工业的出现，表现着布尔乔亚经济之萌芽。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以及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之激烈化，在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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