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论，去取消作为“质的突变”之历史的飞跃性——即社会发展中之革命事实的存在。他们把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些农民革命运动，都一律以“叛乱”二字很轻松地隐蔽了。同样把那些对中国历史的本身具有最大影响作用的“蛮族之侵入”，都用“蛮夷猾夷”、“夷狄交侵”四个大字很傲慢地把它们抹煞了。这样，在他们的中国历史中，既无“内的矛盾”，也无“外的影响”，当然更不会有“发展”，尤其不会有“突变”。从而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观念论者看来，都是建基于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这一基础，是永恒不变不动的；变动的只是帝王的更替，朝代的兴亡，即统治者政权的移转。自然，这些帝王的更替与朝代的兴亡，这种政权的转换，在他们看来，也不是由社会经济的变革所决定，而是一些英雄的意识的体现。因而，只要是帝王，他们便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帝王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性情，以及所谓“仁”与“暴”。同样，前一王朝与后一王朝的政权，也没有什么关联，而只是在同一不变不动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所表现的同一的政治形态。所以他们的历史，只有时代的前后，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他们划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都是以朝代为准则，一部廿四史，都是各自孤立的断代的王朝史。后来虽然打破朝代的界限，而以时代为准则，划分中国历史为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世史，然而这仍是时代的论次，而不是依据中国历史发展之本质的变革。换言之，只是依据历史之渐次性增减的进化观念，而不是依据于历史上划时代的飞跃性。
以往的历史家，为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所限制，决定他们不能认识历史发展之辩证法的法则，这是我们应该原谅的。但一直到现在，当这种历史之变革的理论，已经活生生的体现于我们之前的这个时代，而仍然有些所谓历史家，为了固守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阵地，故意地去否认或曲解这种历史之变革的理论，企图去说明资本主义历史之永恒不被否定，这就是一种最无知的“卑鄙”。
我们知道，历史是一个往前发展的过程，因此纵然我们效忠于布尔乔亚的历史家之一群，领导着法西斯强盗的挺进队，埋伏在历史前进的大道上，然而终于有一天，——而且是不远的一天——他们会在历史的飞跃过程中被粉碎的。因为忠顺的历史家，只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奴性”不变，但是这种纯良的奴性，决不能改变历史。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除了那些得到时代恩惠的历史家以外，还存在着感受压迫的大众，他们在饥饿与贫困之中，由于身体中缺乏物质的营养，因而在他们的头脑中，感觉中，也就没有像我们娇养在布尔乔亚花园的历史家有那样的“忠顺”和“无耻”的素养，他们会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中叛变出来，帮助历史来完成他的飞跃，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我们必须说明历史的飞跃性这一点，然后才能说到历史之划阶段的问题，因为在连续发展的历史中，作为划阶段的指标的：就是历史的飞跃。历史的飞跃，就是社会经济基础之质的突变之履行，也就是某一历史时代的本质，乃至其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哲学、艺术乃至宗教之全部的变革，他把前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后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变为两个异质的东西，——自然后者是从前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由于历史不断的通过飞跃的过程，社会便不断的继续其向前的发展，而且形成各个不同质的发展阶段。由于这各个不同质的发展阶段，就构成社会形势发展史。
关于社会形势发展史，在一切文化的民族中，通过一个同一的历史发展法则，而表现为相同的过程。——自然，由于不同的外在的原因，在形式上，在程度上，多少要表现有些不同的外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批判·序言》上，曾经明白的指出，他说：“大概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生产方法，可以作为社会经济之相续发展的诸阶段。”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不是凭空幻想出来的，而是从无数民族的具体历史发展的事实中归纳出来的，而且这也就是阶级社会之全内容。阶级社会是由无阶级的原始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同样，在他们的发展了的基础上，又将转化为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否定了先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又将而且已经部分的再否定阶级社会。历史便是在这种不断的飞跃中履行其划阶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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