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三）氏族制向下移动至商代，还是氏族制。而且承认在氏族制之后，有一个奴隶社会，不过奴隶社会是在后汉。因而封建制度不能不移至三国到五代，从而“先资本主义社会”，便随着顺延到宋代以后。
（四）中国历史，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变更了，变更的只是政治形态，从“神权”到“贵族统治”，从“贵族统治”到“王权”，再从“王权”到“民主革命时代”。
（五）政治形态的变更也没有了，变更的，只是时间上的推移，由“古代”、“中世”到“近世”，陶希圣的历史划分，如果再往下变，只有恢复“断代为史”的古典方法了。
关于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的诸见解，要一一加以批判，不但没有那样多的篇幅，而且也没有那样有闲的时间，有许多他自己无形之中已经取消了的见解，比如他说：中国社会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国家，由“原始的封建国家”，“初期的封建国家”，到“后期的封建国家”，一直“封建到底”这种见解，在现在陶希圣的新著作中，虽然并没有坦白申明他自己过去见解的错误，但已经无形地自己取消了。
在陶希圣的历史中，作为唯一无二的主题，而且占领中国历史全时代的“封建制度”，现在已经断头刖足而缩短得仅只占领西周一个朝代了。在封建制度之前，他发现了氏族制度，在封建制度之后，后汉，他又发现了奴隶制度，尤其是“先资本主义社会”的奇迹。因此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的见解，在现在值得我们研讨的，倒不是他那个亘古不变的封建制度，而是他所谓氏族制以及后于封建制度的奴隶制，和其所谓“先资本主义社会”这几点。
第一，关于氏族制，他在原则上否认中国有母系氏族社会之存在，这一点，虽然是他以前的见解，但到现在并没有看见他有所改变。他说：“人类学者，多主张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以前，还有母系母权母治的氏族，中国的学者，也多附会其说，以为原始时代‘世系相传，以女为男’。他们（指梁启超刘师培）［］所举的证据，都是不可靠的证据。而这些不可靠的证据，可不能证明中国古代有母系母权母治氏族之存在于宗法之前（陶汇曾亲族法）［］。所以我们只可说：中国自有历史的传说，便有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但是他在借口于材料之不可靠，否定了中国有母系氏族存在之后，自己却并没有提出可靠的材料证实中国自始就是父系氏族制。恰恰相反，他所指的历史传说，关于古代神话中的帝王，都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假如陶希圣看过莫尔根的《古代社会》，则应该知道：“家系以女系为本位，是属于上古的东西，并且它较诸以男系为本位，更适于初期社会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氏族的出现之当时，并不曾知道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以男性方面的系统，其根源无从确定。血族之联系，概以母方系统为主。因此，古代氏族之家系，只限于女性为本位。”如果历史的发展不是多元的，则莫尔根的这种见解，还是可以适用于中国。此外在陶希圣的氏族社会中，出现了“王”和“卿大夫”以及“庶人”这种封建的等级。他说：所以“僧侣有支配王及卿大夫的特殊地位”，这也是任何氏族社会没有的奇迹。总之，陶希圣的氏族社会，是氏族的招牌，封建的内容。
第二，关于把奴隶社会放在西汉时代，这也是陶希圣一个独到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以为中国社会存在“士族平民及奴隶的等级，直到唐代构成中国社会的中古时期”。其实我以为陶希圣还可以把奴隶制再拖后一点，直至今日的阿美利加，奴隶劳动，还是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叫阿美利加的社会做奴隶社会呢？这就是陶希圣应该注意的一点，因不是只要看见有奴隶的存在，便是奴隶社会，只有当奴隶在社会经济的生产上，演着主导的作用的时候，才是奴隶社会。陶希圣迷惑于现象，专门玩弄形式，因而看不出在社会经济上，谁是支配的东西，所以才有这样的谬论。
第三，关于“先资本主义”，陶希圣曾举出了几个特征。其实他指出的特征，都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现象，如他所指出的宋代的农民之受地主的压榨，而变为一无所有的“田佣”，“佣工”，“佣仆”，这正是封建剥削必然地结果。其次，耕地之分散，如他所指出的，宋代，平均每一农家，以耕地十亩为多，然而总是在地主的手中。又地租之提高如宋代地租，回复两汉之旧，居全生产物百分之十，更是封建剥削的特征。至于工商业的发展，即使发展到“行会以外颇有独立的大商工业”的存在，然而仍然是封建末期的必然现象。此外“货币地租的采行”，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反之，在封建社会末期，都普遍地存在着。总而言之，他所指出的一切特征，都不能构成一个相异于封建社会本质的另外一个什么社会，因而所谓“先资本主义社会”，也就不能是在事实上存在过的社会。
概观陶希圣所有的历史理论，我们真是“叹观止矣”，他既善于自相矛盾，又勇于知过即改；同时也能极尽杜撰，歪曲，牵强附会之能事。因此，李季讥之为“昏头昏脑”，“缺乏常识”，何干之讥之为“轻视方法论的结果”，我以为这样的讥评，也许过于尖锐，其实陶希圣的头脑，虽不清楚，但对于政治的感觉，却非常敏锐，常识虽不充分，但歪曲力却足够应用，尤其他并不轻视方法论；相反地，他最善于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而其所以如此多变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他的理论，是要适应他的政治环境；他的政治环境，决定他的历史理论。在以往，他之所以主张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一直封建到他自己生活着的现在，这是因为他一方面，企图取消原始共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之存在，另一方面，他以为从封建制不能直接跃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尽量地把封建制往后拖，拖到拖不动的时候，再拿出资本主义来挡塞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他知道这个方法也有危险性，因为封建制社会中也存在着地主农民的阶级对立，所以他又修改为“超阶级的士大夫社会”。这样中国不但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了。最近他看见中国的买办布尔乔亚抬头，为了逢迎买办布尔乔亚起见，于是他又不能不改变他的见解，替买办布尔乔亚找出历史的根据，所以“士大夫阶级社会”便一变而为“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士大夫”让位于买办布尔乔亚了。这就是陶希圣的历史见解，不断变迁之一贯的原因。
李季把中国经济时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自唐虞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
（二）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
（四）自秦至“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时代。
李季对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首先申明是以“生产方法为标准”。不用说，他是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五种生产方法支配的时代，即氏族制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相续诸阶段。在这里，我们丢开这几种生产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问题，因为这不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我们只是以“生产方法的标准”，讨论这五个生产方法的本身，以及其相续性的问题。
第一，李季把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方法之间插入一个“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这显然是对于马克思“古代的亚细亚的，封建，……”这个公式之误解。因而他把作为奴隶制的“古代的”生产方法，当做是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同时他又不知道所谓“亚细亚的”是指“希腊罗马而外的其他国家的奴隶制的变种”，不是相续于“古代的”而是与“古代的”相并的一种生产方法。“古代的”与“亚细亚的”不是两种异质的生产方法，而是一种生产方法之在外表上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李季误解了这一点，因而他才把“古代的生产方法”当做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从而把“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当做是相续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
第二，关于“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这一问题，很显然地他是为了要把自秦至“鸦片战争”这一时代，划入他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不能不缩短中国封建制的时期。他之所以要在中国历史上安插这一“前资本主义时期”，其目的就是为了要说明“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时代”。关于周以后中国的封建生产方法，是否已经不存在，以及中国现在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有中国的具体历史去说明，我们暂时不说。我们要提出讨论的，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间，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照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历史阶段，而只是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一个综合的名词。诚如李季自己所云：“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然而他却要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生产方法。但他所指出的作为这个生产方法的特征（参看同书九十一页）没有一点不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特征，有些是封建生产方法固有的特征，如“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地主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存在”。有些是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现象，如“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商业宰制工业”，“独立生产者——手艺工人的存在”，“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至于“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这是一切社会构成中共通的现象，决定一个社会的生产方法，不是这些残余的生产方法，而是作为支配势力的主导的生产方法。李季在这里只是说到在这一历史时代存在着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但并没有指出一种主导的生产方法，因而前资本主义就不能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段。李季到处引经据典，但对于马克思所说的“想知道商业分解旧的生产方法到何等程度，必须先知道旧的生产方法的坚实性和其内部的结构”一语，没有注意。自然商业资本对封建社会可以起分解作用，但只能分解，而不能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其自己的社会。同时，中国现在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需要事实来说明，但即使中国现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有从封建社会中，才能孕育出来，关于这一点，世界史的具体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因而李季把资本主义之前，再加上一个他所谓“过渡时期的生产方法”，这一方面，在方法论上犯着重大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世界史之具体的历史事实。
郭沫若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分为四个时期：（一）西周以前，原始共产制；（二）西周时代，奴隶制；（三）春秋以后，封建制；（四）最近百年，资本制。但郭沫若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在其解释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绪言》上的关于社会形势发展史的公式时，又这样说过：“他——（指马克思）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布尔乔亚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接着郭沫若又把这一公式，原封原样的套在中国历史上，他说：“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正确地存在过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２］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公式主义的泥沼，这是很显然的。而其所以陷于这种错误，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对“亚细亚的”这一名词的含义，未能彻底的理解。因而把“亚细亚的”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看做是两个相续的历史阶段，从而和李季一样，误认“亚细亚的”为“原始共产社会”。自然，在他看来，“古代的”便是相续于“亚细亚的”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这一错误，致使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上陷于全盘的错误。并且由于他把西周时代当做是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的时代，因而把中国历史上之真正奴隶制时代的商代，反而划入他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这对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又是一个歪曲。同时，因为把“奴隶制”与“亚细亚的”分成两个东西，因而在其描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历史时，便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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