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之东方的特殊性，即忽略了中国的奴隶制，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而外的一种“奴隶制的变种”，从而对于中国奴隶制，便不免有些过分的夸大。此外郭沫若认定中国最近百年是资本制，这一点，也未免受着公式主义的影响。中国最近百年是否是资本制，这有具体的历史事实自己去说明。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就是关于这一点，郭沫若没有指出作为资本制之经济的特征，而只是从上层的政治形态上去观察，以致陷于形式主义的泥沼，如他由一八五二年的“洪杨革命”，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以及“黄色的大龙旗不能不变成五条颜色的外国式的旗帜，皇帝变成了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也就成立起来，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也就一变而为最新式的民主立宪国家”等等，据此他便认为“资本制革命的形式总算是具备了”。固然他也曾指出“发现了蒸汽机关的‘洋鬼子’终竟跑来了……首先与资本势力接近的南方，也就不能不早受传染”，但仅仅指出这一点，即确定中国最近百年为资本制，是不够的。相反的，这正是表现外国资本制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由封建制转入资本制这一转化成为不可能，而走上殖民地化的过程，这是很明显的。
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划分为以下的六个时期：
（一）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
（二）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
（三）殷代为中国史的奴隶社会的时代；
（四）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
（五）由秦代到“鸦片战争”前这一阶段，为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
（六）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
对于吕振羽这样的划分，在大体上我是同意的，不过有几点，也是值得提出讨论的。
第一，关于由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这一历史的转化，在氏族社会的发展上，引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吕振羽说：“古代阶级关系还不曾存在的社会中，基于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引起的变革的结果，不是阶级剥削关系的转变，而常常归结为血统的家系关系的转变。”
很显然地吕振羽是把从母系到父系氏族的这一转变，当做是与阶级社会内之阶级剥削关系的转变一样的一种社会之“质的突变”。但依据莫尔根的说法，“氏族由甲形态到乙形态，其经过情形，颇为简单，氏族并不陷于覆亡的境地。……氏族之家系，虽变更为男系的本位，但氏族的组织，依旧为社会制度的单位”。所以这一历史的转化，虽然是由氏族社会基础上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发展所引起的结果，但变更的只是形式，并不是本质。在本质上，无论母系与父系的氏族制，都还是建筑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这一历史的转化，也就只是氏族制内部之部分的变质，而不是如吕振羽所指出的家族关系的转变，等于阶级剥削关系的转变。
第二，关于奴隶所有者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之时期的问题，吕振羽肯定是殷代，关于这一点，我同意吕振羽的见解。
第三，关于封建制，吕振羽划分为初期的封建制与变种的封建制，以后他在其《殷周时代中国社会史》及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又把“变种的封建制”改称为“专制的封建主义”，而且又从其意识形态之表现上，给予中国封建制以详尽的说明。不过在他说明中国封建制的两个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虽然指出中国封建制在长时间发展中之部分变质的秘密，打破中国封建停滞的误解，但也和苏联鲍勒呵夫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六期说”一样，陷于同一的公式。即始终在封建制的各期中，反复着几个类似的规律，虽然他对于每一期中，都给予以比较发展的形态，但每一期都包含着发展，繁荣，衰落，……这种循环的公式，这多少是带着一点形式化的危险。吕振羽虽然也指出各个反复时期的内在矛盾，虽然也没有忽略中国封建制中各时代划分的标志是农民战争；虽然他曾指出封建社会经济之发展性，如由领主经济转化为地主经济，由地主经济再转化为小所有者及自由商人经济，但对于各期都以一个经济危机为背景，而展开农民暴动，再由地主阶级之妥协而转入安定时期，复由某一新兴阶段之发展，而转入繁荣时期，则是采取同一的公式。然而真正活的历史，其发展的规律，决不会采取这样一个同一的路程。
日本的历史家佐野袈裟美在其所著《中国历史读本》上，把中国历史形势发展划分为以下的六个阶段：
（一）氏族制以前的社会——殷以前；
（二）氏族制社会——殷代；
（三）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西周——春秋；
（四）周代奴隶制——春秋——秦；
（五）官僚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秦到明；
（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以后。
佐野对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阶段之划分，关于殷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似乎采取吕振羽一部分的意见，关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原则上，又大体采取了郭沫若的意见；同时，又受了柯瓦列夫等人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见解的影响。我们认为佐野最大的矛盾，便是他一方面接受柯瓦列夫和雷哈特等人确认“亚细亚的”社会，即意味着希腊罗马而外之奴隶制社会的见解，而同时又重床叠被地在“亚细亚的”社会之后，才加上一个“周代的奴隶制”。自然，也许他所指的“周代的奴隶制”，是发展了的奴隶制，或是近似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但我以为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决不能建立两种异质的社会。而况佐野对西周及战国时代，只用一些表现奴隶制残余的材料，去完满其自己的说明；对于另一方面，即作为向封建制转化方面的材料，则完全没有提及。因为他把奴隶制往后拖，所以在有些材料的解释上，也就未免牵强附会，例如把“庶人”、“庶民”都解作奴隶。把彝器中与“人高”并见的“夫”，也解作与“人鬲”同性质的奴隶，即其一例。
他基于秦汉已有现物地租之行使，因而认为秦汉是中国封建制的成立期；同时，却又把劳动地租，看做是奴隶制时代的一种特征，因而把西周所表现的劳动地租，不认为是地租，而认为是奴隶主人所得的奴隶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歪曲。
其次，他对于由秦至“鸦片战争”这一长时之中国封建社会，没有透澈的认识，所以在他看来，在这一期间中，中国封建制，仿佛没有什么发展，而只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循环。其实作为社会存在之各种因素的东西，都以不断地部分的变质发展着。尤其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外在的矛盾诸关系，如外族的侵入，及汉唐明时代之向外发展等，以及地理条件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完全没有提到，因而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不能把握其活的历史的具体内容。
此外佐野在方法论上，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关于中国地主阶级借外力压平内乱的历史事实，都很少指明出来。尤其在论及中国近百年史中，关于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所提出的“二十一条”，他没有明白地指出，承认的不是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或人民，而是袁世凯个人，反而说：“对此中国政府也不容易与以承诺，交涉全陷于苦闷的状态。在这里，直至日本政府发出五月七日最后的通牒，延至五月二十五日才被解决。”在这里，佐野又无异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了。
总结以上各家对中国史划分的见解，留下来的问题，还是（一）中国是否存在过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四）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是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关于（一）（二）两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解答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停滞在同一水平上，而是经常不断地在发展中。不过发展的速度，比之欧西，较为缓慢。关于这一问题，一九三三年苏联“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在其讨论封建制度的发生与发展问题的大会上，鲍勒呵夫对于“中国封建制度史的规律性”，曾经提出一个报告。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划为六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到五世纪；第二个阶段，从纪元前四世纪到四世纪；第三个阶段，从五世纪到九世纪；第四个阶段，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第五个阶段，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到十七世纪中叶；第六个阶段，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他以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都是封建主义之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他又指出由于中国封建制社会未曾经过西欧封建制所经过的三种地租形态——劳动地租，现物地租，及货币地租。其中之货币地租，这又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始终反复着几个类似的规则性的原因。我以为鲍勒呵夫的见解，是有其部分之正确性的，可惜他以为中国封建时代，没有存在过货币地租，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更可惜的，是他没有充分地指出由于外在的矛盾——即落后民族的侵入——而引起的中国封建制经济之不断的逆转，同时对于中国封建制之“部分的变质”，如由封建贵族经济向地主经济之转化，由地主经济向小土地所有者及自由商人经济之转化的这些过程，因而对于中国封建制社会仍然不能指出其发展之一贯的行程。因此，只要历史家不为政治的形态所迷惑，而能深入到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的本质去研究，则这一中国封建制社会是否是如李季所云“历时二千零八十六年，虽朝代更易在二十以上，然这样生产（封建的生产）始终没有变化”，自然会明白的。
最后，关于中国现阶段——“鸦片战争”到现在——的社会性问题。如李季、郭沫若等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吕振羽等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外如马札亚尔一派，则认为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在“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向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转化过程中，还有陶希圣等则以政治为准则，而划中国现阶段为民主革命时代。
关于马札亚尔的见解，他自己已经申明放弃，不再批判。关于陶希圣的民主革命时代，这显然是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正是布尔乔亚履行革命的时期。换言之，也就是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时期，这与李季的见解颇为接近。不过李季说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陶希圣则说中国现在还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化中。因此，对于中国现阶段社会性的认识，可以说，则有两种见解，即一种是认为中国现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另一种，是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正确的认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这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实践中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个必要的政治任务。因为我们为了争取这一历史的胜利，就必须要顺应我们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倾向”，作为我们战争的最高指导原理。只有在顺应我们历史发展的情势之下，我们主观的努力，才不是白费气力，否则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的发展背道而驰，则结果，会使得我们在抗战过程中，遭遇许多不必要的艰难。
要解决中国现阶段社会性问题，我们以为不能从形式上去探讨，如从“轮船”与“民船”的数量的比较上，或是“龙旗”与“五色旗”，“皇帝”与“大总统”的分别上去判别，而必须要从作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方法，以及剥削关系上去探求。
中国的布尔乔亚，在明末清初，即“鸦片战争”以前，已经走到了履行其阶级任务的历史行程中，如工场手工业已经发生，城市行会的产生，已取得封建村落的家庭工业而代之，为较大的销路而生产，甚至为较远的市场而生产，随着城市之鲜花怒放，渐次芟除了中世纪的草味，展开初期布尔乔亚社会的雏形。但是当他们正在开始其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中，却遭受了外国资本主义强力之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窒死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
从此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所制成的大量的商品，向中国农村之广泛的流入，给予中国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布尔乔亚的工场手工业以致命打击。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之解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又赋予中国新兴的布尔乔亚以买办的属性，使得中国新兴的布尔乔亚独立自由的发展成为不可能，而只能充任外国资本主义之代理人。所以中国民族布尔乔亚，虽然相对的还是在发展着，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却已完全改变其独立自由的性质，而走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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