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过程。
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击败中国封建主义以后，为了在殖民地进行其“超经济的强制性”的剥削，又不能不利用殖民地原有之落后性，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反而对于中国的封建秩序之存续，不能不予以支持。他并利用中国的封建势力，去阻碍其自己的民族资本之发展，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辟其商品的销路。
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后，到“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民族布尔乔亚，一方面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封建势力与布尔乔亚在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又同一地有其隶属性，所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在政治上，保有形式上的独立性，而遂忽视作为这一政治的基础的经济之对资本主义的依存性与隶属性。何况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形式，也并不完整，如关税不能自主，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以及内地的外国驻军权等之存在，这一切，都从经济上的隶属反映为政治上的隶属，并且也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如许多买办阶级的代言人，到处在歌颂资本主义的文化。
我们再进一步去看中国现在的生产方法，是否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大规模的工业，都是外国布尔乔亚所经营；即使有少数量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大工业，但在量的方面，并没有取得支配的地位，而且大多数都还有外国资本的成分在内。一直到现在，工业并不能领导农业，城市并不能支配乡村；相反的，农业，在中国整个生产部门中，还是占重要的地位。
我们再从剥削关系上去看，一直到现在，作为主要剥削关系的，不是资本家对工资劳动者，而是帝国主义通过封建地主和买办布尔乔亚之对于中国人民大众。中国的布尔乔亚只有依附于外国布尔乔亚之下，才能取得其中介入的手续费。自然执行封建剥削的新兴的官僚布尔乔亚，现在也以其封建剥削之所得，再投入国内或国外资本主义的经营中，而再从事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但这就正是表现整个民族布尔乔亚殖民地化的过程之加深与扩大，以及半封建的社会特性之表现，而决不是表现着中国民族资本向着独立自由发展的过程转化。
尤其在最近几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经采取了暴力的形式，因而中国与日本帝国的矛盾，较之与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成为突出的形势。在这一矛盾发展成为主导矛盾以后的今日，不但使中国对一切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缓和下来，而且也使中国内在既存在的诸矛盾缓和下来。在“七·七”以后，由于日本法西斯盗匪对中国开始历史上未曾有之野蛮的侵略，这一侵略，不仅威胁着整个中国人民——不管任何阶级——的生存权利，而且也威胁着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既得的利益。因此，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各党各派的大团结；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为了保障其在中国之既存利益，也希望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盗匪之独吞中国的企图，予以相当的打击，并且一致地声援中国的抗战。尤其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全世界普罗列塔利亚，对中国的抗战，表现着无上的热烈的拥护与援助。因此，这次抗战在中国史上的意义，便是执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阶段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便是执行反法西斯侵略主义，即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文化的历史任务，使全世界被抑压的人类，跟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其独立自由与幸福。
现在我们的抗战已经十一个月了，在这十一个月中，由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海岸封锁的特殊政治环境之下，已经使得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输入，遭受障碍；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在这一特殊条件之下，已经开始其独立自由之发展。因而，反映到政治形态上，也在开始独立自主的过程，如只要不是敌人占领的区域，中国的中央政府，便能行使着独立自主的权利。同时，也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如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以及其他党派的宣言，都表现着一致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之解放斗争。自然也还有少数的民族败类，如亲日派，汉奸，国际间谍，他们企图阻碍中国解放斗争之进行，企图使中国解放斗争失败，从而在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向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承揽其拍卖整个民族的买卖。但这些民族败类，迟早要在中国民族坚决的抗日战争中被粉碎的。所以说，中国近百年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在——抗战以后，——则正在开始走上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新中国的历史前程。
基于以上的说明，我们以为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与世界其他文化民族社会形势的发展，除了形式上有些差异，本质上，决不会有什么不同。固然我们不应该忽略，而且应该考察这种形式上的差异；但同时，我们却不应该夸大形式上的差异，而根本否认本质上历史的一般性。因为如果这样，不但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对立起来，成为不能说明的东西；而且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史的一元论”。
照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其他文化民族所曾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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