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决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形式上或发展的程度上的不同。这在中国从西周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都是属于这一时代，在俄罗斯，从莫斯科维朝代起到亚历山大二世，也都是属于这一时代。此外在印度，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它们历史上都存在过地主对农奴的剥削关系，不管这种剥削关系，是贵族对农奴，是地主对农民，只要它在本质上，是土地所有者对直接耕种的农民执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的剥削，这便是封建的剥削，因而也就是封建制度的存在。有些人一直到现在还从专制政治，灌溉制度这一些政治形态，技术问题去否定中国曾经有封建制之存在，或在以交换关系——商业资本——之存在，而认为封建制度破灭了，这些人无非企图历史地去否定中国有阶级剥削关系之存在，因而否定中国没有反封建的必要，从而否定中国革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至于封建制度在中国史上之安插问题，更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吕振羽说是从西周起的，郭沫若又说西周是奴隶社会。此外李季说自周至周末为封建期，以后便划入前资本主义时代，陶希圣则以为周代为封建期，在封建期后又还有一个奴隶制（西汉），同时他又把战国以后的中国史划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像这些划阶段的见解，虽然各有其说法，但我以为把中国从西周到鸦片战争划入封建社会是正确的。
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前史的终结。其具有一般的存在性，是不成问题的。不过随着资本主义之不平衡的发展，很多国家或民族，便在少数资本主义的隶属与统治之下，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不能独立自由的完成其自身的历史的发展。比如中国和印度在预备由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的历史行程中，便被迫转入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又比如阿比西尼亚还在奴隶制的历史阶段中，便在意大利的暴力之下，转入殖民地的过程。又比如北美印第安人，还在氏族制的阶段，便被白人剿杀其历史发展的自由性。所以有些人如李季、严灵峰、任曙等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划入资本主义时代而忽略其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又有些人把这一段历史，完全认为是封建社会，而忽略封建社会自身的没落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对封建经济所起的分解作用，都是一种带有政治阴谋的毒性的见解。
至于有人把帝国主义当做与资本主义是一种异质的历史阶段，甚至从考茨基到托洛茨基这一流派，还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加上一个“超帝国主义时代”，以企图延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这十足是对史的唯物论之反叛。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发展到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时代，它已经没有可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要没落了。实际上，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它并没有创造一种别的生产方法，它只是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上的一切矛盾的因素。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为法西斯侵略主义，但这就恰恰证实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支配，已经不能用和平的政策维持，而必须以暴力来苟延残喘了。
苏联的出现，而且渐渐地长成，壮大起来，这就充分地证明社会主义之历史的胜利，证明了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有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走入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现在，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历史的倾向和征候。比如在资本主义慢性的无止境的经济恐慌的袭击之下，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勤劳大众都陷于极端的贫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之下，因而引起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之激化，同时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和后起资本主义各国间，由于不均衡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维持现状，一方面要求市场再分割，又引起了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之加深，因而后起的帝国主义，便以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形式而出现。法西斯侵略者，为了解脱其自身的危机，而疯狂地发动侵略战，这又引起了侵略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之锐化。同时由于苏联的存在，及其成了世界和平支柱的事实下，又引起法西斯侵略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之尖锐冲突。其次，在侵略的第一面，又表现为全世界勤劳大众之反侵略运动的国际化，从而西班牙的反德意法西斯，阿比西尼亚反意大利法西斯与中国的反日本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战争，便都有其复杂的国际性的内容。资本帝国主义是建基于对国内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奴隶的榨取之上，这种基础，早已全面的动摇，加上法西斯侵略主义扩大推行，便更把其整个世界推入人类前史崩溃之途，现在已表现为政治的总危机。至于反革命的“托派”为了实践其法西斯强盗的走狗工作，企图去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因而说社会主义在某一国家中，没有单独胜利的可能，并且引用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这种革命，能不能发生在某一国家里面呢？”他自己又回答：“不能够。”作为证明。他们忘记了恩格斯说这句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在向上的时代，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并已在帝国主义内部而又分裂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同时他们不知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法则，这个法则，使社会主义首先在若干的或者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胜利的可能。”同时他们又不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不平衡法则，乃表示一国对别国的突变式的发展，一国被别国从世界市场中迅速地排挤出去，也是表示已经分割了的世界，用军事和战祸的方法定期地举行再分割。帝国主义阵营的纠纷，一天天加深而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阵线，一天天削弱，因此某些国家普罗列塔利亚有突破这种阵线的可能。”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纵然想借用考茨基的成语，卑俗地去美化资本主义，以效忠于他们的主子——国际法西斯，然而列宁却在千变万化的历史环境下，给予这个问题以天才的解答，他不但在理论上光辉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且在实际上，在革命的行动上，充分地证实了他这一解答的正确性。
现阶段的世界史，充分地说明了“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个统一的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有革命的客观条件存在。而且，如果，或者更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革命程度”。换言之，世界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劳动者阶级的革命，殖民地奴隶的起义，法西斯侵略的进行，和另一方面反侵略的和平要求，在这个时代，都一齐爆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争取永久和平与反对侵略的时代，是世界总危机的时候，某些国家被压迫的阶级，或某些被压迫的民族，得以切断其中最弱的一环，而且使一国内社会主义胜利，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有其可能性的现实性，不过只有在依据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广大的人民斗争，才能保证这种胜利的可能性的实现。
这样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论其地理条件如何，技术如何，以及一切特殊的关系如何，在本质上，是有其发展之一般法则的。虽然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有其特殊的法则，但这只是多少改变其形式，对于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可能的。我们知道，一切文化民族都经过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同时又由此而转入阶级社会——即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社会……但是历史的倾向，又显示了一切文化的民族在将来都要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社会是对历史的第一个否定，因为它否定了无阶级社会，然而社会主义的社会，又要否定阶级社会，这便是历史之否定之否定。但是这种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复归，而是更高级的无阶级共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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