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眼光看，一个社会需要它多数的成员在土地上劳动，只能说明它效率低。不过一定要记住，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开主要是出于反对强迫无产阶级化。如果用高税收的办法把非洲人从他们的保留地上赶走，迫使他们去采矿，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衡量，产出也许会大大提高；而多数人的处境会更加恶劣，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他们的妻儿将无人养活，大半年要忍饥挨饿；他们的部族组织及其伦理规范将受到严重损害。正如我们在附录中所强调的，产出的增长并非是幸福或福利增长的同义语。幸运的是，它们也并非总是对抗性的。
使用劳动力，不仅受到过于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且也受到把人束缚于特殊职业或雇主的制度的限制，如奴隶制、农奴制、种姓制、种族偏见或宗教歧视；还受到剥夺个人寻求有利职业的积极性的体制的限制，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制或大量的社会安全规定。所有这些体制都将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机会，使新厂家或新工业的建立或发展不大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新工业的创办者，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通常总是敌视这些制度的原因。农奴的挚友始终是在某个新工业中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业主：在南非联邦或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的地位，由于那些地方的工业迅速发展，会比用其他办法提高得要快。这也是那里总是存在着反对经济增长的强大阶层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威胁着要失掉他们赖以为生的依靠。
资本主义早期，国家对使用劳动力没有什么规定，雇主和工人可以根据他们愿意的条件自由签订合同，没有奴役或n类似的东西。然而现在，签订合同要受到种种限制。国家禁止签订某些合同，如雇佣童工或雇佣女工采矿。有的国家规定了最高工时或最低工资。国家规定学徒年限。国家保护工会权利等等。其中有些禁令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当然也并不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不好。
现在我们来谈谈接近消费者。经济增长要求怀有新想法的人能自由地去实现这些想法，虽然这些想法的实施可能损害他们的竞争对手。经济增长要求自由竞争；同时这种增长能把竞争对手损害到难以再作努力来压制竞争的地步。我们说人们应当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只限于那些增加竞争的想法；至于限制竞争的想法，如包办合同或分摊市场，从经济增长依靠竞争来说，都是在损害经济增长。
新想法——新产品、新的生产和销售方法、新款式、新的供应来源——的竞争，将使那些把财富同旧思想联在一起和使那些拥有资源“不得流动”的人受到损害，就是说他们不能很容易地适应新的想法，不受损失也不能使他们转移到其他职业或行业上去。在这种意义上说，大部分资源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一旦学得专门技能就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在职业之间丧失流动性的同时在几种行业之间则可保持流动。所以土地和可供再生产的资本也程度不等地不能流动。因此人人在限制竞争中都有某些利害关系；我们同别人竞争的“本能”具有防止别人同我们竞争的对应“本能”。在劳动力领域，由集体制裁强制实行的限制性作法中，这种情况暴露无遗，如在工会和职业协会执行的限制性学徒制规则中；在抵制“劳动力的削减”和坚持通过指定的测验中，这有时符合公众利益是必要的，有时也不是；在学得技能很费钱时；在严格划分工种界限时，像在建筑业中或在牙科医生和牙科技工之间划一条界限那样；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破坏机器和谋害或恐吓竞争对手。在商业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分摊市场、价格协议、合并、专营执照以及其他一切使市场“秩序井然”的手段。
现在虽然经济增长由于引起变革确实在刺激对竞争的阻力，但是，竞争越能为社会所接受，社会的扩大也越迅速，这大概也是确实的。这多半是因为在扩大的社会里比在停滞的社会里更容易避免损失。如果一个人在某种行业上投资过多，他就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忍受损失，但是，如果收入长期增长，需求将赶上供给，受损失的时间将缩短，收入的增长越快。其次，如果一个人在某一行业因工艺改变而失业，只要经济一直在普遍发展，他将比较容易在另外的地方就业。所以，经济增长虽使人们更不得安稳，减少长期呆在一个地方的机会，而同时也在不断创造许多新的机会，以致看来在发展中的社会里比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不大必要依靠垄断性的保护。而且，在出现经济增长的社会里，由于垄断造成的害处越明显，对垄断的抵抗也越强烈。因此，如果社会是经济发展迅速而不是相对停滞的社会，一般公众比较拥护竞争的想法，比较拥护国家尽力采取保护竞争的措施。
由于垄断造成的害处在经济增长领域比在其他经济领域更为明显。大部分经济学家关于垄断的著述多是作为一个深奥的课题，这问题的重大意义显然并没有为一般公众所接受；
因为经济学家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垄断使“边际”比例紊乱而造成对“一般福利”的影响，这种比例“应当”决定资源的分配。公众越了解，也就会越注意垄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题目对于同那些受垄断之利的人相比是受垄断之害的个人来说，是个很难同人的选择分别开来的主题。因此，如果不提经济增长而要讨论垄断问题，这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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