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里多次提到宗教；现在把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简要地集中总结一下也许是有帮助的。
就这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怎样同形形色色的宗教态度相容？第二，互不相容的信仰是否会窒息经济增长，或者是不是说这种信仰是在不具备经济增长条件的地方才会盛行，而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可能就会为人抛弃呢？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谈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制度，现在只需要再列举一些要点。在我们列举这些要点时，将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要违背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义，当然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牵涉的范围要广泛。首先，不管是因为人们想要商品还是因为他们珍惜额外的闲暇时间，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愿意把他们的才智用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上。
渴求商品的愿望，也许是出于喜欢物质享受，也许是出于追求与财富俱来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因而在财富是通往声名显赫的捷径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有些宗教确是教导人们，通过潜心修养和诚实劳动便能得救，而且的确把追求效率升华成为美德。有的基督教派还强调节衣缩食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美德。但是大多数宗教也教导人们，最好是专心于灵魂的净化而不要去孜孜以求提高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办法；实际上，一切宗教都劝阻物慾。
其次，经济增长要求有进行实验的意愿。这是技术得以改进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途径。实验的意愿反转来也是同对事物追根求源的愿望联在一起的，因而也同理性信仰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宇宙的本质持这种态度的宗教为数极少。
实验的意愿正牵扯到人们对宇宙神圣感所持的态度。只要认为人体解剖是渎圣，医学就不会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也许要有一段艰苦的时期同牛、猿猴、兔子、松鼠、蛇、昆虫和细菌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地，有些宗教对有意限制家庭人口持反对态度，其结果是人口过剩，饥荒和贫穷。只有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是为造福于人类的，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加以改变，许多技术进步才会兴起。这种看法同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的宗教完全一致，而同那种把人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象——并且是无足轻重的表象——的宗教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也牵涉非个人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人们同别人作生意并不考虑親属关系、民族或宗教教义。因此，宗教对外来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对待外来人——诚实服务，信守合同等等——这种宗教便将推动贸易和专业化。反之，如果宗教是排外的，鼓励仇恨异教徒，使人们分裂而不是团结，这种宗教将会湮灭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们谈到社会制度时，宗教差不多总是起限制性作用。因为宗教几乎总是把服从、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尤其是置于正义的美德之上，这有时便会同别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主要是个争夺世俗权力的问题。因此，宗教在对待家庭关系、政治或宗教义务上极为倾向维持现状方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社会制度使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取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是在受剥削）；如果贸易与专业化是可行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基础上），如果在经济上有施展才能的自由（包括纵向社会流动），那么经济的增长会十分兴旺。这些要求哪一条都同宗教的教义不一致。尽管这样，宗教主张社会关系维持现状的倾向，往往使它成为向任何方向谋求变化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变化是向左还是向右。宗教既不赞成增长也不赞成衰退，而是主张社会稳定。如果社会是奴隶制，宗教便教育奴隶们服从；同样地，如果社会已习惯于高度纵向流动，牧师们便将带头谴责限制（经济发展）机会的种种企图。不过这样概括一定不得引伸得过头。
几乎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先行者，他们不时地起来抨击现状。
他们的影响与往往同世俗政权以及当时的贵族结成同盟的僧侣集团的影响相似，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先行者的传统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有时是起决定作用的。只考虑到宗教的权威阻碍变化的一面，也是不对的，因为宗教在变化发生之后也有再使之结为一体的重要作用。没有服从、义务与责任感，社会就无法活动。时代变了，我们的责任感也将随之改变，我们对之负有义务的那些人也将改变。因此，时代的变化总是伴之以道德上的解体，因为在新的义务为人充分理解之前，旧的义务已不复存在。创建和传播适应变化了的关系的新道德规范，则是道德卫士和导师的任务。
这一讨论到目前为止集中注意力在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对立上。不过，宗教和变革之间的对立只有在我们集中于那些反对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才成为焦点。如果反过来，我们考虑到倡导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宗教有时反而会成为一种强大的革新力量。首先，宗教领袖并不是对所有的变革都反对。对那些同他们的教义并无冲突的革新，如培育新种籽、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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