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在外国投资问题中仅占极次要的地位，差不多只与矿业和制造业有关。如果要恢复外国投资，那么主要问题并不是与恢复直接投资有关的问题，无论这种投资多么有吸引力，而是向外国政府提供资本的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为什么总是小规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放款的私人难以摸清数千英里以外的借款的私人经济底牌，难以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设在霹雳或者库马西或者斐济的小种植园或者工厂或者贸易公司或者采矿公司，几乎不能希望发行股票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去买卖。投资者不可能知道这种企业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对它们的管理抱有信心。所以许多外国投资必须通过中间人来进行。设在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的金矿开采公司已在数目较少的信贷公司的主持下组成集团。这些信贷公司为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行使某些秘书和销售等职能，这样做通常是要收费的。它们也可能投一点资。然而，从私人投资者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证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是真诚的。当这些公司中的一家公司发行股票时，它们在伦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人们知道这家公司有很好的保证人。东方的茶园和胶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中许多种植园是由几家著名的信贷公司管理和做保证人的，这些公司的名字同样起着保证具有诚意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保证人；中小公司就无法直接进入外资市场。这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在外国经营的公司中出现了大规模走向合并，组成控股公司和实行垄断的趋向，例如在锡矿或铜矿业中就是这样。如果中小公司无法直接进入市场，那么唯一的出路是由许多中小公司组成大公司。这种成立垄断企业的趋势，在出现这种趋势的国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它是以下事实不可避免产物，即外资市场无法应付独立的小公司。另一个后果是外资通过已经在先进国家建立的公司进行流动，在欠发达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这种情况一直是锡、铜或石油开采业的一个特点。
这实际上也是外国资本流入制造业的唯一渠道；实际上，欠发达国家里一切由外国出资开办的工厂，都是在先进工业国经营的公司或海外大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为什么外国私人资本多半购买公债和公用事业股票，只有很小一部分直接投资到工业、农业或贸易的主要原因。不通过中间人，这件事情是无法做得有成效的。在过去，这些中间人一直是信贷公司、秘书服务公司或者设立在工业国的公司；否则就必须走向垄断，将所有权集中起来，以便在资本市场获得立足点。最近，一个新的中间机构以政府开办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出现了，如农业银行、开发银行或工业金融公司，它们由政府担保，从外资市场借款，并且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到国内的小公司。但是这种做法只是着重说明了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看政府借款的重要性，以及私人股东的直接投资所发挥的必然是微小作用。在恢复外国投资方面，主要问题是如何向外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本。
在1929年之前，外国政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向私人放款人借钱。而现在不再有可能大规模借钱了，这或者是因为美国通过了法律，或者是因为欧洲对外汇实行管制，可支配的私人储蓄减少，或者仅仅因为公众对这种贷款作出不利反应。
因此，如果政府要借钱，它们不得不主要向其它政府借钱。国际私人贷款的伟大时期已在1929年结束；如果国际投资得到恢复，那将是政府间提供资金的时期。
为政府间贷款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在1933年成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这家银行主要是向各国政府放款，但是并不完全如此。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用大多数会员国交纳的会费开设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种银行也有借款权，它在美国和欧洲行使了这种权利。这两家银行发放低息（3—5％）贷款，偿还期比较长。此外，宗主国在它们的殖民地设立了投资机构。英国成立了由政府提供资金的殖民地开发公司，成立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进行直接投资，但是它也向私人企业、公用事业和公营公司放款。其它欧洲宗主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机构。
虽然政府间贷款的这些机会是存在的，但是贷款总额很小，现有的机构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贷款实际上只限于“自我清偿”项目，也就是说，只限于那些本身直接产生收入的项目——例如电力或钢铁公司——
这样可以用这些收入还本付息。现在，这些国家需要的许多发展项目是用于教育、公路、公共卫生、研究、农业推广或社会开发等非自我清偿开支。许多其它项目只有一部分是自我清偿的，如农村供水、水土保持或开垦土地。而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这些计划正好是最紧急的优先项目。在1929年以前，一个有偿债力的政府可以为实现它喜欢的任何目标，或者甚至没有规定任何目标而在资本市场借款。这些新机构并不能代为提供这种已经消失的方便条件。它们能代为提供公用事业借款，而不提供政府的杂项借款，前项借款往往占外国贷款的三分之一。
此外，政府无法仅仅为了扩大公共事业的规模而借款，这本身就限制了它们为公用事业及其它自我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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