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
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5％转变为储蓄12％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礱e补的农民以外，使得全体农民变得一譬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价格上涨，并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东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时下降（休耕、轮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国家里尤譬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这些数字高达8％或10％。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1％。无需说，即使占国民收入的1％、2％或3％，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1％上升到2％或3％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
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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