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或者作为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般只有2—3％，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1。因此，相对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农产起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
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7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誘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1885年至1915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1倍，但是正如b．e．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1945年起，这三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50—60％，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
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肥料、农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5％到储蓄12％的转变。何以如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婦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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