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2000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80%以上下降到30%或不到30%。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h.w.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80%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2000或者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2000或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10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移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
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作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
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
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
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
n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50%到75%,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80%,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60%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要看他们计算农场消费的粮食是按批发价格计算还是按零售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从大致的平均人均收入,到或许超过平均数50%不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可高到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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