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战争频繁，必有大量奴隶通过参战取得自由人身分。为了安抚降民，太宗时也曾解放部分女真奴隶。天会元年（1123年），“诏女直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②。此后，猛安谋克中的女真奴隶也不断获得解放，《金史·食货志·户口》中说：“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这种奴转良的正户在猛安谋克中当不在少数。
世宗、章宗时期，奴隶解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这时解放的主要是二税户，但却是此时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所以，他们的解放，应该看成奴隶被大批用于农业生产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金史》中记录较多的是二税户的解放。金朝的二税户承自辽朝，多属寺庙所有，地位比辽代更低。由于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寺庙僧人则依女真人畜奴之例，将二税户抑为奴隶。如锦州龙宫寺，辽帝曾拨与一批农户，令其输租于寺。至金，寺僧却将他们抑为奴隶。这些二税户不断向官府诉求为良，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将持有证据者放免为良。龙宫寺的二税户也由御史中丞李宴代为申诉得免。但是，这次的放良不是全面解放奴隶，因而也极不彻底。
章宗初年，放免二税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章宗召宰执讨论，参知政事移剌履主张：“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①这是一个较为彻底而又简便易行的方案，而章宗没有采纳。于是依然如世宗时的办法，有凭据者放免，取得平民身分；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知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恢复到辽时的地位。这次通检，共放免二税户1700余户，13900余口。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的地位也有了一些改善，如大定十八年（1178年），“定杀异居周亲奴婢、同居卑幼，辄杀奴婢及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②。奴隶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金史》中屡见“不令家人耕种”，“请禁奴婢服罗绮”，“禁奴婢服明金”和贵族奴婢占纲船、侵商旅、妄征钱债、侵渔细民等记载，甚至有的奴隶主指使奴婢逃亡，又亲自搜捕以领取抓获逃奴的赏钱。家人即指奴婢，主人不令奴婢农作，奴婢便从农业劳动转向了家内役使。有的甚至还可凭借主人的权势为非作歹。
建国后，大批战争俘虏被抑为奴，但除了宋朝宗室、官僚及其子孙等仍然留居女真内地者外，大量俘奴当在日后以种种方式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恢复了自由人身分，或者转为供贵族、官僚日常驱使的家奴。一般军户为规避物力钱负担，而自卖奴婢的现象当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于是，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就迈上了封建制发展阶段。
为了适应女真社会的这种发展变化，政策、法令上也作了调整。泰和四年（1204年），“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承认猛安谋克中业已出现的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但是，大量占有奴隶和阻挠奴隶解放的势力，又正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女真贵族，他们顽固地抵制奴隶解放潮流。由于牛头地是以牛具、人口为依据分配的，女真贵族冀以大量蓄奴获取国家分配的牛头地；为了使大量畜奴不受谴责且不承担物力负担，他们又反对把奴隶数目作为通检内容。世宗本人更直接指责放免奴婢的地方官“意欲以此邀福”②。因此，金朝的奴隶解放并不彻底，突出表现在女真官僚、贵族大量畜奴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
同时，女真内地的上京及其以东地区，受封建经济的冲击较小，仍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有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低，直到金朝后期，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依然处于以渔猎为生的阶段。
（三）阶级关系 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了金朝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阶级关系的差异。
部分汉人在战争中被虏为奴婢、部曲，由原来具有独立身分的国家编民降为女真贵族的私属。但通过逃亡、赎买、放良等，多数人当会重新取得自由身分。因此，汉人中主要仍为地主和自耕农、佃农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女真人中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进入中原的女真官僚、贵族，一方面是占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同时也是靠出租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迁入中原的一般军户的土地最晚在章宗时，已经有了己业和官地之分，如平阳路的军户，作为己业的土地，一丁可得十亩，其余部分则为官地。政府为奖励垦荒，也允许将所垦荒地作为私有土地，并规定“以第七等减半定税，七年始征”①。这样，通过分配和垦荒，为数不少的女真军户成了自耕农。
留居内地的女真人发展进程较南迁者缓慢，仍处于家长奴隶制发展阶段，奴隶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中原的封建制对他们也有一定影响。大定年间，上京路的女真奴隶主为了规避物力，多自卖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②可见，上京地区的奴隶制仍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奴隶制，金朝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减轻牛头税税额。
金代，契丹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契丹人的阶级关系也更为复杂。一部分契丹贵族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用，同女真贵族一样，既是地主，也是奴隶主。一般契丹人户被编入猛安谋克，随同南迁，则同于女真军户。大部分仍在原地的契丹人被编入猛安谋克，由契丹上层统领，从事游牧，隶属于西北、西南两路招讨司。
耶律撒八起义后，契丹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猛安、谋克曾一度废止，契丹人户被散置于女真猛安谋克治下。后虽恢复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但世宗对他们缺乏信任，又将部分契丹人迁往上京和乌古里石垒部，使之与当地女真人杂居共处，互通婚姻，以期逐渐同化。这一政策虽未获得预期效果，但也当有部分契丹人弃牧归农，并处于奴隶制管理之下。同时，仍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留居原地从事牧业。于是，在契丹人中，就不但有从事牧业的牧主和牧民，而且有以租佃方式经营农业的地主和农民，还有在奴隶制经济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主、农民和奴隶。
不论是被抑为奴的汉人、契丹人和其他诸部族人，还是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女真人，除西北路、上京路外，在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下，都经历着一个或快或慢的奴隶解放和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金朝境内的主要阶级仍然是地主与农民。
此外，金朝统治初期，也出现了局部的封建经济向奴隶制经济倒退的事实。辽朝的寺院地主蜕化为奴隶主的现象，就是一典型事例。
二 赋役制度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土地占有方式不同，金朝在女真故地和中原地区实行不同的赋役制度。
（一）田赋 金朝的田赋分为牛头税和两税。
牛头税是与牛头税地相适应的赋税，也称牛具税，这是对猛安谋克户所征的地税。牛头税之征始于太宗时期，天会三年（1125年），女真内地丰收，太宗下令：“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馑，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廪贮之。”五年九月，又诏：“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①女真人的赋役，初无定制，根据需要临时征敛，即宋人所说“其赋无常，遇用多寡而征敛之”。天会年间，这种状况仍没有彻底改变，崔淮夫在《上两府札子》中说：“其金人北军，一家莳地不下数顷，既无赋税，春则借农以耕，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②到世宗时，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牛头税也渐成定制。终金之世，牛头税额最高不过一石，最低只取三斗。牛头税数额很轻，给官豪之家提供了转佃与人从中取利的机会，女真贵族乘机大肆兼并土地。世宗还用减轻牛头税额的办法解决女真人自卖奴婢、劳动力减少、军户贫困的问题，更助长了权势之家兼并土地的倾向。但是，官豪之家一方面大量侵占民田，一方面隐匿地数逃避纳赋，致使官地减少，军民矛盾加剧，普通军户得地不足，国家收入耗减。为了检查军民土地、财产的实际状况，以均定赋役负担，大定年间又多次进行验实物力的通检推排。
《金史·食货志》载：“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如皇室所用诸物，治河所需柴草、木石等。
遇有水旱灾害，酌情减免。开垦荒闲土地，缓征租赋。① （二）物力钱与通检推排 物力钱是官民的财产税，包括土地、奴隶、园林、牲畜、房屋、车马和现钱，金朝还根据物力定户等，作为科差的依据。《金史·食货志》载：“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
通检推排即对官民财产、物力的全面检查评估，以此为依据确定户等，以户等高下征收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决定通检全国物力。下诏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①于是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13人，分路通检全国军民物力。同时，诸处土地也按肥瘠不同，分定等第，制定税法。
十五年，距第一次推排已过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又与财产状况不相符合，于是再派济南尹梁肃等26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宰执对推排内容进行再三讨论，世宗决定检括奴隶、土地、牛具和浮财，分为上、中、下三等，核实贫富造籍，以为科差依据。二十二年，以同知大兴府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14人与外官共同分路推排。此后，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和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年间又曾多次通检推排。
章宗即位初，对推排范围作了调整，规定国信副使，免增物力；农民积谷，免征物力；钱悭之郡，所纳物货可折粟帛；土地既已纳税，复征物力，是双重负担，遂减民地物力十分之二。
通检推排的目的在于使负担均平，但执行者品德、能力不一，各地收效也不一致。大定四年（1164年），诸路通检官员往往以酷苛多得物力为功，甚至妄加民产业数倍，张弘信通检山东尤为酷暴，受到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的指责，故山东只有棣州赖永元主持，稍得其实。河北东路转运使梁肃通检东平、大名两路则颇为公允。
（三）商税 金袭辽、宋之制，除对商旅征收商税外，也对一些货物的贸易实行控制，由国家制定专卖政策。
专卖金朝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盐、茶、酒、曲、醋、香、矾、丹、锡、铁等实行专卖与榷酤，禁止私制和民间交易。榷货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官府置榷货务和钞引库，负责印造、勘复和发卖给诸路香、茶、盐钞、引，金末为解决财政困窘，甚至议及榷油。
金朝盐产丰富，国家在产盐地区设七盐司，管理各地盐场，诸盐户以盐纳税，所余需统一出售给盐司，诸盐司各有盐课定额。
金朝的食盐专卖有钞引制、乾办制和官卖制三种办法。
钞引制是由官府统一批发，商人在指定地点出售的食盐专卖制，海陵贞元初年户部尚书蔡松年参照宋制制定。政府置库印造钞、引，商人向政府交纳钱钞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领盐，取得出售食盐的公据，在指定范围出售，钞、引、公据缺一即为非法贩易。政府严禁私制和私自贩易。
乾办制是辽朝在燕蓟地区实行的食盐专卖制。在钞引制制定前，一度曾为金朝袭用。钞引法实施后，在一些产盐区，由于私盐易得，巡辑困难，又曾恢复乾办制。所谓乾办，即按户口交纳盐钱后，允许盐户自行制盐，商人依法纳税后，自行贩卖。这是五代食盐钱和辽朝盐铁钱的遗制，是一种控制较松的专卖制，曾行于平、滦和太原等地。乾办虽非良法，但较之强行摊派的官卖制，毕竟控制较轻，同时也避免了私贩和百姓因使用私盐获罪。
金朝食盐官卖现象并不多见，兴定三年（1219年），为解决财政困难，曾在陕西“设官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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