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①同时，派官巡查诸路，责成猛安、谋克和地方官劝督，以成绩优劣定赏罚。
章宗以河南地广人稀，招集他路流民，量给官田和闲荒土地，募民佃耕唐、邓、颖、蔡、宿、泗等处土地，官为提供耕牛。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愿请佃官、闲地者，免租五至八年。同时要求汉民和猛安谋克户以土地的十分之一至三栽种桑果。明昌五年（1194年）更明确规定，“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疋，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②。
减轻人民负担世宗即位后，立即将海陵签发的河北、山东、陕西南征军放还。同时诏谕避乱、逃役的农民复业。罢国家不急之役，运输、兴造等役使民夫多改为和雇，或酌情减免租赋和杂税，或使宫籍监户，东宫、诸王人从和军夫充役。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辽宋时期的水平。如河南地区平均亩产可达一石，水田可至四五石。《金史·世宗纪·赞》说，世宗时，“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虽不无溢美之嫌，但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客观反映。
水利的兴修金朝的一些地方官，能致力于兴修水利，减轻水患，造福一方。如雄州归信县，“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县令马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①。皇统元年（1141年），陕西大旱，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傅慎微“复修三白、龙首等渠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②。为了减轻陆路运输的负担，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亲自安排疏浚运河，以宫籍监户和东宫、诸王人从以及五百里内军夫充役，不役民夫。
自金世宗时起，更多次役军、民夫治河以防水患。金代，水患最严重的是黄河。自废刘豫，黄河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③。金设都水监、都巡河官和诸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⑤。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有记录的河决达六次，修治黄河先后役民夫、军夫数百万，却没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
为便利漕运山东、河北之粟至京师，除引黄河、漳水、滹沱、拒马、沙河和北清河水外，大定十二年，兴工开卢沟金口，引水入潞河，以解决“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⑥的困难，役京师千里内民夫，并以百官从人助役。“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④后虽议求识河道者妥为措置，竟未能实行。至二十七年，又不得不堵塞金口，引水所灌稻田又重新改种禾麦。
金朝在水利兴修上用工不少，而收效甚微。至金末，水患则成为与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朝农业生产的突出成就是女真内地农业发展较快。辽代宁江州、达鲁古城、泰州等地有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带动了女真人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批汉人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工具、技术和熟练的劳动力。所以，金初20年间，女真内地农业经济状况迅速改观。
生产工具的应用与改进女真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在辽、宋先进经济的影响、带动下，生产迅速发展。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着，金朝的生产工具有铧、犁、镰、锄、锹、镐、铲、鱼形铡刀、双股垛叉、耙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结构也有改进，能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如黑龙江逊克县出土的金代犁铧，结构、形体继承中原犁铧的传统，且更富有特点，有的犁铧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以适应开垦荒地。①“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踻头”，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踻头也有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的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钹镰等三种。”②“各地还出土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镰的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作物和矮棵作物之不同而制成的。所有这些说明，金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已有很大的进展和改观。”①反映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已经广泛地推广到了东北地区。
耕地面积扩大，户口增加社会秩序恢复后，逃亡的农民逐渐复业，荒芜的农田得以重新开垦。世宗、章宗重视奖励垦荒，在中原地区土地大量垦殖的同时，临潢一带也有大量军户、民户从事屯戍和种植。东京婆速府路、西京的丰州、河南洛西山中、北京路的兴州等地还开垦了大量山田。大定年间，军民的土地纠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土地大量垦殖，可垦荒地数量减少的客观事实。时人的记载也说，大定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②《金史·食货志》载，属于女真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和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耕地为170多万顷，如以民田与此各半计，则全国垦田数可达350余万顷，相当于北宋太宗后期全国的垦田数目。
与土地大量垦殖相适应的是金朝户口的增加。金初，北方人口锐减，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目大幅度回升。大定初，全国有300余万户，大定末增至678.9万余，口4470万。明昌六年（1195年），户722万余，口4849万余。泰和年间是金朝户口鼎盛时期，比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增加162万余户，882万余口。③世宗时期户口的大量增加是逃亡农民归业的反映，章宗时的户口数增长主要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户数的大量增加，或许与部分奴隶放良后自立门户以及女真人大家庭逐渐解体而为小家庭所取代有关。
（三）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手工业主要生产部门有矿冶、采盐、纺织、造纸、印刷、陶瓷等。它们继承了辽和北宋的技术，有些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辽、宋的水平。
矿冶与铸造部落联盟初建时，有些生女真部落已经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了专业的铁工。如加古部乌不屯为铁工，完颜部曾向他购买铁甲。温都部乌春，也以锻铁为业。当时的完颜部还不会炼铁和制造铁器。随着金统治范围的扩大，铁矿产地增加了。熙宗以后，采矿和冶炼业逐渐恢复。海陵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①。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②。西京路的大同府、朔州，河北路真定府，河南路汝州的宝丰、鲁山，邓州的南阳等地产铁，西京云内州更有特产青镔铁。
除文献记载外，从考古发掘得知，女真内地也有一些铁矿得到了开采。黑龙江阿城东南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早期冶铁遗址，遗址分布区西线的阿什河滨，已发现矿井十余个，最深的有40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西、南三面山坡上，散布着50余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③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也十分普遍。金朝铁器种类很多，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品。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吉林省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也出土了铁器数十件，既有农具铧、犁、铲、刀等，也有手工工具斧、凿、锤、锯等，还有生活用品釜、熨斗，车马具、渔具、锚钩和武器叉、矛等。“从冶金技术上看，当时不仅掌握了铸造和锻造技术，并且掌握了炼钢技术。”①此外，真定府产铜，宝山县、坟山、西银山等地产银，其中坟山、西银山有银窟130余处。世宗时期规定，“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②。但对铜的控制较严，海陵时不准铜出境。为满足铸钱的需要，括民间铜器。世宗时，仍“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带之属，则存之”。③这一时期，煤的开采和使用较前更为普遍，不仅用作烧瓷、炼铁的燃料，而且广泛用于民间取暖和日常生活所需。女真人“起居其上”的火炕也传到了中都、西京一带，并以煤炭作为取暖的燃料。④纺织女真建国前，就有家庭纺织工艺，布曾是他们与辽互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富人用细布，贫苦人家则用粗布。灭辽、宋后，更继承了辽宋纺织技术和工艺，纺织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地有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朝在这里置绫绵院，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同时在金朝境内也有大量私营纺织业作坊。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河北东路大名府产绉、縠、绢，河北西路河间府产“无缝布”，河东北路的隰州有特产卷子布，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的绫，相州的“相缬”等，在辽、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88年，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出土了金齐国王墓，墓中出土男女服饰30余件，所用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这些织品“蚕丝质量好，丝线粗细均匀，有光泽，织品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①。这批服饰，绣法灵活多变，颜色丰富多采，花纹图案精美繁密，服饰制作考究，不仅提供了金朝纺织品实物，而且反映了金朝印染、刺绣、缝纫的水平。
制瓷建国前，女真无瓷，所用器皿多为木制。进入辽、宋地区后，金朝的制瓷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原有的瓷窑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女真内地也开始烧制陶、瓷器。
原北宋境内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仍是金朝主要的瓷器产地。徐州萧县白土镇在宋朝时就有30多个瓷窑，烧制白瓷，有窑工数百人。白土镇发现的一件瓷瓶，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和“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题记。说明最晚在金熙宗时，这里已经恢复了制瓷业生产。河北的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对辽朝的制瓷业有很大影响。至金，定窑仍是白瓷的重要产地，1985年在吉林农安县发现了一处金代窖藏，出土白釉瓷器37件，“胎质细白，釉调润泽，多呈乳白色，有的间存泪痕；制作规整精巧，采用了复烧法。有芒口，露出一线瓷胎，可以判断这是一批金代定窑的产品”。其烧造技术沿用了北宋定窑的传统工艺，在装饰花纹和技法上又与北宋时期有所区别。装饰花纹趋于多样化，以鱼、龙、荷花、牡丹、萱草、缠枝花卉为多。鱼龙纹形态各异，生动自然，与出土的金代铜镜、牌饰鱼龙图案相同。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了一些白瓷碗、盘、注子、盒、盆、罐，“大都质量较高，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纯正；盘碗等器物制作时采用了复烧工艺”①。其中有些器物制作十分精致，与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的北宋白瓷器的烧制水平不相上下。而在胎壁厚薄、釉色透明等方面甚至有所提高。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了辽代的龙泉务窑遗址，而北京地区多处金墓中出土的大量白瓷器表明，或许龙泉务窑在金代仍在应用，并且产量相当可观。
河南等地近年相继发现了金代磁州窑生产的人物瓷枕、卧女瓷枕和白釉黑花瓷梅瓶。北京、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定州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的产品，它们都为研究金代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除北宋的瓷器生产地的瓷窑继续使用外，东北地区的制瓷业也得到了发展。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址，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窑场，它的制瓷业自金初一直延续到金末，产品以黑釉为主，并用煤作燃料。此外，黑龙江阿城市也发现了金代窑址。
造纸与印刷金朝在与北宋开战之前，就已经吸收了一批辽朝的汉人和渤海人官僚，这些人自辽以来，就十分重视搜集宋版书籍。在包围汴京的战争中，金人每次都索要书籍。宋朝的国子监、三馆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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