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朝的阶级关系与赋役制度 在金朝统治下，做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处于刚刚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它所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则是封建化程度很高的汉区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牧区，因而金朝境内土地占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也参差不齐。
一 土地占有与阶级关系 （一）土地占有方式 金朝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土地占有方式不完全相同。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奴隶占有制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女真人的占田制史载“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但“兄弟虽析犹相聚种”。①这时的土地占有方式史无明文，或许是由部落按人口分配给各小家庭使用的。至太宗时，始有关于牛头地税的记载，世宗时更有了牛头地分配方式和分配数量的可靠记录。
所谓牛头地，是以牛具、人口为依据分配的土地，它当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实行的土地分配制度。天会三年（1125年），农业丰收，始以牛具数为依据征收田赋。世宗时，具体制定了牛头地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猛安谋克的社会组织和女真大家族聚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在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之初，金朝仍以这种方式向屯田军户授田。初期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金朝掌握了大量可由国家支配的无主土地。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复业，荒闲官地减少，土地问题便逐渐突出。加之进入汉区的女真贵族凭借权势大量侵占民田，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一般女真人户所得土地往往贫瘠，军、民之间和贫、富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世宗对土地分配不断作出新规定。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针对纳合参谋合、耨盌温敦长寿等及山西权要大量兼并土地的现象，规定“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归入官”。但它没有解决军户的贫困问题，反而使侵占官地和霸占民田的行为合法化。二十二年，对授田的牛具数目又作出限制，规定：“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①《金史·食货志》所载牛头地数目的有关规定是在大定二十二年才确定下来的。
牛头地最高限额的规定是当时客观情况和统治者主观愿望的产物，客观情况是女真“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以致民田被强占，军户分得的土地也多瘠薄。而世宗规定人口二十五算牛一具，则是鉴于女真贵族以租佃方式经营土地，不令奴婢耕种；为了规避物力，又多出卖奴婢的客观事实，为了维护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向奴隶授田的政策满足奴隶主对土地的需求，以求达到制止出卖奴隶的社会现象。但是，女真人封建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这一规定不能不说是阻碍女真社会发展的保守的经济政策。
牛头地的分配方式并不适宜于所有的女真军户，在一般军户占田数目不足和官地不敷分配的情况下，在对官豪牛头税地进行整顿的同时，对贫困军户也采取计口授田的方式。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令宰执“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二十七年，又检括官地，按每丁50亩分配给贫难无地者。章宗即位后，因平阳路地狭人稠，仍行计丁限田法，以每丁50亩为限。《金史·食货志·田制》又载：“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可见，不论宽乡还是狭乡，猛安谋克所占土地原则上都应是官地。
汉地民户的土地《金史·食货志》载：“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即承认辽、宋以来中原地区的土地私有制。
土地占有方面，金朝与辽、宋不同之点只是在中原安排了大批女真屯田军户，军户分配的土地则禁止买卖。女真人中的奴隶占有制一度曾对中原的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原地区民户并没有因为女真人的迁入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相反，在中原先进经济制度的影响下，迁入的女真人却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
（二）女真社会的封建化 建国之际的女真贵族虽然大量使用奴隶，但就其特点考察，仍是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这是因为金灭辽、宋后，很快进入了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奴隶制没有充分发展的环境。在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奴隶的反抗与逃亡是不可避免的，管理也更加困难。金朝推排物力时，奴隶是一项重要财产，为了减轻赋役负担，普通奴隶主出卖奴隶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致金朝不断作出禁止出卖奴婢的决定。但是社会的发展不以某些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女真人的奴隶制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强烈冲击。
南迁的女真人在地主制经济的影响下，部分地放弃了奴隶制剥削方式，改用租佃制方式经营分得的土地，贵族、官僚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兼奴隶主，普通女真屯田军户或者维持其自耕农身分，或者成为小土地出租者。
女真奴隶的解放是从建国之际开始的，为了动员和团结全体女真人参加反辽斗争，在宁江州之役前，阿骨打得胜陀誓师时就明确作出了“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①的许诺。此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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