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阁书籍和鸿胪司经版都被运往金境。及至统治中心移入中原后，在辽、宋的基础上，金朝的造纸和印刷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刻书业遍布中都、河北、河东、南京、京兆等路，如河北西路的真定府、邢台、宁晋、浚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南京路的毫社，河南府少林寺，京兆府路的同州朝邑，河东南路的隰州、蒲州、泽州、山阳、河内，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五台山，山东东路的济南、宁海、莱州，山东西路的曲阜等都有刻书业，而中都、南京、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等地刻书业更盛。
金代的书籍有官本和坊本之别。官本书籍有国子监本、史馆本等，而以国子监本为主，同时金朝也在一些刻书业中心如平阳等地设官书局。诸学校所用经史诸书为国子监印行，其中或许有北宋刻版，也当有一定数量的金刻版。它们除印刷经史外，也刊印当时人的作品。
平阳除官书局外，还是出版商聚集之地。当地书坊可知者有李氏（李子文）、中和轩王宅、晦明轩张宅（张存惠）和藏书家刘氏（刘祖谦之子敏仲）等，此外，宁晋县唐城荆里庄荆祜、太原刘生等都曾开坊刻书。
金朝官私刻印的书籍除国子监本经史29种和《贞观政要》、《旧五代史》等外，尚有时人的诗、词、文集、类书、字学和释道典籍、医书等。可知者有完颜铸的《如庵小稿》，赵秉文的《滏水文集》、《法言微旨》，王朋寿的《增广类林》，文同的《丹阳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以及《通鉴节要》、《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等。大定年间，搜集道藏遗经，聚集良工，刻印《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602帙。流传至今的金版书籍有宁晋荆氏刻本《崇庆新雕五音集韵》和《赵城藏》4000余卷。①平水版书籍镌印极精，如刘敏仲校刻的书籍，“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②。
印刷业的发展是以造纸、制墨业的发展为条件的。河东南路盛产枣木、梨木，可用于刻版。稷山竹纸和平阳白麻纸都是当时有名的产品，太原府有造墨场，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平阳的印刷业，使之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
中都、南京和河东南路文化发达，士子对书籍的要求促进了印刷、造纸业的发展，河东南路仕宦之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①，也是金朝出版事业兴旺发达的反映。
制盐金朝盐产甚丰，山东、河北、速频、东京诸路有海盐，上京、中京、西京路有池盐。山东东路的益都、滨州、宁海、莒州，河北东路的沧州、宝坻等地产海盐。河东南路的解州、西京路的狗泊、北京路的大盐泊和乌古里石垒部等地产池盐。丰富的盐产是金朝的宝贵财富，是沿边榷场贸易的商品之一，其利可佐边用或易粟以济民食。
火器制造火药用于战争始于北宋，北宋人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和旋风炮等火器。金人继承了北宋火器制造技术，所制火器有很强的杀伤力，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唯一能使蒙古人生畏的武器。金人制造的火器有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
金兴定五年（1221年），在对宋的战争中曾使用铁火炮，南宋人赵与■在《辛巳泣蕲录》中记录了这种火炮，它状如匏而口略小，由生铁铸成，厚二寸，其声大如霹雳。
开兴元年（四月改天兴，1232年）三月，汴京被围，守军曾用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武器防城。“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②《金史·蒲察官奴传》还记载了飞火枪的制造方法：“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哀宗出走归德时，也曾用飞火枪守城，其使用方法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与《金史·赤盏合喜传》所说的“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唯畏此二物”是一致的。
火药除用于军事外，也用于狩猎，它说明金代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
造船女真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之前的挹娄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女真人也应继承了他们的造船业。但挹娄人所造的小船只适宜于内河航行，金朝制造海船、巨舰的技术当承自北宋。
海陵南伐前，在通州造船，其技术、样式皆取之于宋。当时，指导造船的徐文，制定舟船式样的张中彦等都是宋降官，其技工有的来自福建。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至发舟入水时，则“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②。
据蔡珪记载，金朝还能制造一种冬季在结冰的河中航行的船。《中州集》收录了他的一首诗称：“船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这种能够破冰而行的船，使船夫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和减轻，是后世破冰船的雏型。
世宗、章宗时，沿河诸州税粮多以漕运至京师，辽东、中京米粟则可航海至山东，官、私造船业的发展也当与此相适应。金朝都水监吏人撰有《河防通议》，对造船所用木料、规格、数量和各种船只的载重量等都有详细记录，也可看出金代造船业发展的一般状况。
（四）畜牧业 女真人建国前就有一定数量的畜牧业，马匹是他们的重要财富。建国后，征服了游牧的契丹人，增加了大量的草场和畜群，畜牧业成为金朝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
金朝将游牧的契丹等各部族编入群牧，仍依辽制设官管理。《金史·兵志》载：“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这是经过耶律大石割据西北夺走了辽末群牧马匹，正隆南伐大量括马和耶律撒八、移剌窝斡起义等社会动乱劫后所余的数目。此后，世宗时在西北、西南泰州、临潢、抚州等地设群牧七所。制定了群牧管理及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的制度。
群牧的马匹，至三岁则付女真人牧养，牛可借与民户用于耕种。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马数达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
（五）商业 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金朝的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各地商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女真内地，建国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①的状态。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后，商业活动很快便活跃起来。
商业的发展中都大兴府不仅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而且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早在金初，在辽朝南京的基础上，商业活动依然繁盛。太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使许亢宗就说这里“户口安堵，人物丰庶”②，陆海百货，萃于城北市中。自贞元定都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猛增，城周三十余里，皇城九里余；居民20余万，人口可达百万。所辖州县产铜铁金银、食盐、药材和丝织品。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东至通州可达漕运、海运，经平、滦和古北等诸口可达上京、北京，南经涿、易、雄、霸可至河北、河南诸路。
南京开封府曾为北宋都城，商旅云集，百货荟萃，酒楼市肆，无比繁华，虽遭战乱破坏，但经海陵重修后，也渐至恢复。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使楼钥看到的是“城楼雄伟，楼橹濠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相国寺依然于每月三日、八日开寺，买卖者甚众。市内百货依旧有行，物品各有定价，“接伴所得私觌物尽货于此”。虽经海陵南伐，举国备受骚扰，商业活动却得以迅速恢复。章宗时，户口增至74万。宣宗南迁后，百官、富户迁入，商旅竞相趋利，繁盛益增。
宿州新筑的州城雉堞甚整，城中人物繁庶，酒楼建筑甚伟，市肆买卖兴隆，食品、药材、米面、书籍诸物应有尽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杞县的商业活动也很活跃，都设有专管商税的官员。
河北各城镇恢复更快，宝坻辽时就商旅云集，入金后繁华如故。岳飞的家乡汤阴县“市井繁盛，大胜河南”。相州、磁州也都有食店、酒楼，相州人烟更盛，“秦楼街尤繁华”，自北至南有七八里，士女衣着也都整齐漂亮。①金朝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女真内地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随着大批汉人的北迁和宋朝使臣的往来，上京会宁府与外界联系增多，经济、文化受辽、宋影响日深，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与咸平府、东京辽阳府都成了北方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
为管理商业活动，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中都有市令司，“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值”；都商税务司，设令、使、副使、都监管理商税，巡查逃匿税金者；都曲使司，置使、副使掌酿造酒曲和监理酒税。山东、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等地有盐使司，掌食盐之利。其他诸京、州镇置都曲酒使司或酒使司、醋使司等，课及10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都监，5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其余则视税入多少分别置都监、同监等。②与商业发展相适应，货币、典质、店宅等业都有了相应发展。南京有交钞库，掌出入钱钞兑换之事。中都、南京、东平、真定有流泉务，为官营质典机构。此外，中都、南京有店宅务，中都还有别贮院、木场等，分别掌管货物的贮存、发放和拘收。
金朝与南宋、西夏和北方各部族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这种境外商业活动主要通过榷场进行。
金朝渴望得到宋朝的手工业品，早在太祖与北宋交往之际，就将置榷场作为协议内容之一。至皇统二年（1142年），金宋议和，双方各置榷场。金所置有凤翔府，开封府，寿、泗、唐、邓、颖、蔡、巩、洮、秦、密诸州和胶西县等数处。海陵伐宋时，榷场停罢，世宗时再置。
金与西夏间互市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等数处。与蒙古交易有燕子城、北羊城、东胜、净州（天山）、庆州、辖里尼要等处。与高丽有来远军等处。
诸榷场置使、副使、判官、管勾等官管理互市贸易。金从榷场买进羊、马、茶、荔枝、柑桔、橄榄、沙糖、生姜和犀象丹砂等，向境外贩卖食盐、丝、绵、绢、锦等，同时严禁现钱、铜和可作军器之物出境。
榷场贸易加强了金与宋、夏、蒙古间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金朝的商税收入。大定间，仅泗州、秦州两处税入就达8.7万余贯，承安间增近23万贯。
货币的使用女真人初期交易无钱，建国后使用辽、宋旧钱和刘豫铸造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海陵迁都后，开始铸造铜钱和印行交钞。章宗时，又开始制造银币。纸币和银币进入流通领域，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正隆二年（1157年），金朝决定铸造钱币，但铜材短缺，于是禁铜出境，括民间铜器分别运往中都和南京。三年，于中都置宝源、宝丰二钱监，京兆置利用监，共同铸造“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
由于金朝镜内缺铜，官豪之家又多积贮铜钱，故铜钱不敷使用，民间物轻钱重，贸易艰难，金朝屡申销钱为铜器之禁，并遣使分路访察诸路铜矿苗脉和以官钱市易金帛诸物，使钱币流通。
大定年间，于代州设阜通监，铸“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于“正隆通宝”，十九年（1179年），铸至1.6万余贯。
二十七年，又在曲阳县设利通监。至章宗时，阜通、利通二监，每年铸钱14万贯，费用则高达80余万贯，于是废罢二监。泰和年间，又铸当十大钱，篆文曰“泰和重宝”。
终金之世，所铸钱数目有限，前代各种钱皆在境内流通。从金朝墓葬和窖藏中发现了上至西汉“四铢半两”，下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宝”等各种钱币，包括新莽、东汉、隋、唐、后周、后汉、前蜀、南唐、辽等历代所铸，而以宋钱为多。同时，也出土了一些“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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