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这一点。与此相反，美国总统则认识到，只有将公共经费用于效益－成本比较高的事业上，才能取得选民的信任，从而有更大的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连任。因此，无论美国总统与国会议员属于哪一个政党，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年复一年在带有政治分肥色彩项目上的争论：总统希望限制这类项目，而议员们则企图促成它们。
这一逻辑的适用程度自然随国家而异。在有许多小政党存在的国家内，这一逻辑表现为：这些代表性不够广泛的政党忽视全国的基本利益，同时组成联合政府后采取的政策也相当混乱。在其他一些国家，有时可以发现，以产业工会为基础的工党或社会党，其领袖们的观点，往往不像工会的观点那样狭隘，这可能与党的领袖系由更广大的选区中选出一事有关。同样也可以发现，一些由企业或职业团体支持的保守党，有时也支持旨在促进全国繁荣的院外游说活动。
全部或部分地由许多小党组成的脆弱的联合政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招致不稳固的政府，都可以说明以下的逻辑：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单纯取决于其组织本身的坚强性，而且取决于它们的权力大小之比。也许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微妙的区别均可忽略不计，但对于理解某些国家中脆弱政府的行为可能十分重要。
然而，即使具有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本身倾向于采取有利于社会的集体行动，但也不能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广泛性愈大的机构愈好。正如前一章内所指出：有关集体商品的信息本身也是一种集体商品，从而这类信息一般也是短缺的。由于选民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漠，特殊利益集团领导人或政治领袖非常可能不按照选民的利益行事。如果某一政治体系全部都是由高度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所组成，则易于形成比较统一的舆论和政策，而较难于发现其主张和政策中的错误。因此，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有时也会产生很坏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其活动又异常有效。这样，在社会改革中，广泛性组织和机构的主张不一定代表正确方向，但这些主张对于较透彻地理解许多重要的组织和机构的行为却是极其重要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第五条推论是有关广泛性组织的行为动力的，但并非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行动路线。因此：
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较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
（六）
现在必须再讨论一个原先似乎并不重要的问题，即决策的时间滞后问题，这对于曾经参加过马拉松式的长会进行决策、甚至毫无结果而散的人说来，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推论就是：特殊利益组织和集团进行决策所需的时间远大于组成该集团的企业或个人的决策周期。以后将证明，这一特点对于理解诸如经济循环以及新技术的采用等一类极其重要的现象是非常关键的；同时，这种决策滞后的原因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决策比个人或企业决策时间迟缓得多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前者进行决策时必须通过协商一致或法律程序，或两者兼用。
协商一致的原则意味着：在没有选择性刺激的情况下，小型集团的成员必须通过协商才能决定集体行动的进程以及所需费用的分摊方式。正如前一章业已阐明那样，除非集团中每个享用此种商品者都支付了该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否则该集团就不可能依靠其成员的自愿行动在集体最优水平上生产该种商品。因此，只有通过全体一致同意才能达到生产集体商品的最优化，这一过程即我们所称的协商一致过程。
在市场中要进行集体行动时，即使不能达到集体最优水平，也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寡头垄断市场内，为了抬高商品价格，必须先达成一个减少销售量的协议。如果该项工业中的某几个企业，或者除了一个企业之外的其余所有企业，同意限制自己的销售量以便抬高价格，则显然在此协议以外的所有其他企业都会乘机尽可能增加自己的销售量以赚取额外利润，直到市场价格重新下降到竞争价格水平为止。这样，原来参加限产协议的那一部分企业就会发现自己白白地减少了产量并损失了利润。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即协议之外的企业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不可能填补上全部的减产份额，从而提高了的价格得以保持。但一般说来，这种限产提价的做法必须得到大部分生产者的同意。
由于参加协商的各方在如何分担集体行动所需的费用方面有着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取得全体一致意见就更加困难。在企业达成限产提价的协议之前，必须协商决定每一企业减产的数量。要达成这样的协议，还意味着参加协商的每一方都很自然地会提出过高的分利要求来补偿自己参加合作而付出的代价，而这种合作是达成协议所必不可少的。以退出协商相威胁是一种手段，虽然有时不一定真成事实。但有时也会付诸行动；无论如何，这意味着要达成一致意见需要花费极大量的时间。由于在各种决策方式中都会同样遇到如何解决分担集体行动所需代价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在讨论了“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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