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论述从分析集团行为中的矛盾现象入手。一般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因此，美国政治学科的许多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公民会组织起来进行议会的院外游说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均可归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集团，从而这些相互竞争集团所施加的压力汇总起来就决定了政治活动的进行。同样，他们还相信，如果工人、农民或消费者遇到垄断势力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工会或农会）来干预市场或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最终消除这种威胁。从更大范围看，一般认为整个的社会阶级将代表其成员的利益而行动；当然，这种观点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马克思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控制了政府并使之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加剧到一定程度，而且其伪装被揭露之后，工人阶级就会起来革命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总之，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又都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则该集团或阶级将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深入推敲一下上述假设所包含的逻辑，则不难发现这种论断无疑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设想一群消费者都认为某一商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某种可恶的垄断集团或税收所引起，或者一批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工资低于应有的水平。试问：在此情况下，倘若一位消费者试图抵制此种垄断或去说服议员提出减税的议案，或一位工人试图组织罢工行动或争取议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则其最有利的行为准则为何？如果这位消费者或工人花费几天时间和若干金钱来发起一次抵制活动，或组织一个工会，或向议员进行游说以争取更有利的立法，则他或她将牺牲一部分时间与金钱，那么，这种牺牲的收获是什么？作为个人而言，其收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他最多也只能使原有的状况稍微改善一些。在任何情况下，他只能取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份额。这种集团利益的共有性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作出的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所分享。上述抵制行动、罢工或院外游说的成功，将为该集团的每一成员带来价格或工资上的利益，从而在一个大的集团内，作出牺牲换取集体利益增长的任何个人，都只能获取此利益的极小一部分。由于任何集体利益都将为集团内每一成员所分享，因此，对争取此利益毫无贡献的成员将与为此作出牺牲的成员获得同等利益。即使乔治对争取集体利益并不积极或根本不感兴趣，他也将同样坐享其成；因此，如果不存在上节内未提到的其他因素，则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集团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于是，这种显然矛盾的现象就是：任何大型集团，如果其成员都是有理智的人，就不会为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我们在以后还要讨论：在何种特殊情况下这一逻辑不能成立。
有关这种矛盾现象的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拙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该书阐明了美国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系统地支持这一论断（其中考虑了该国全部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作者所了解的其他国家的个别事例也全部符合这一逻辑。由于本书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以下简称《逻辑》）一书的续篇，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前书论断的应用，因此，拟对本书进行认真评论的读者最好也参阅《逻辑》一书。对于不愿花费过多时间去阅读《逻辑》以及只准备略读本书的读者，作者将在本章前一部分扼要地重述一下《逻辑》一书的主要论点，以便他们理解本书后续部分；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则不拟继续重复《逻辑》一书的内容。
（二）
《逻辑》一书内的发现之一就是：从本质上看，各种机构的活动，如工会、行业集团、农会、卡特尔、国会的院外集团等（甚至一些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共同利益集团），对其成员所提供的利益与国家为其人民所提供的利益性质相似。这些团体的集体利益（或集体商品），如果对其中一人有利，则必然会对其中的一层人或全体成员有利。政府在法律、社会秩序、国防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将有利于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所有人民，农会通过院外游说活动争取到减税措施也将有利于生产该种农产品的所有农民。同样，如前所述，工会赢得的工资增加也将有利于这一行业的所有工人。总之，每次院外游说活动所取得的立法或法令上的变革将为一层人提供共享的利益，而每一企业集团（即“卡特尔”）在市场或工业中所采取的提高价格的行动，当该种商品的供应量受限制时，必然会使所有经销商在高价出售中获利。
如果一方面是政府与企业集团运用其政治权力或市场权力，而另一方面其产品属于公共福利或集体的商品，这些产品理应有利于该集团或阶层的所有成员；因此，这两类机构也将同样出现前述逻辑上的矛盾现象：即这类集团的服务对象，即个人或单位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地为支持该集团的活动而作出牺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仅仅考虑自愿与个人有理智的行为这两个因素，则无论是政府或卡特尔（以及院外游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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