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于涛最终还是回到了我的家。因为实在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
或者就是我们的心情都不适合在一个公共场所久留。
我煮速冻饺子给他吃。
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好像在经历了我媽这一场之后，两个人一时都找不到适当的话题。
电视里的人在不停地说话和活动，但我看不出所以然。
于涛坐在刘超和我一起吃晚饭时曾经坐过的位置上，一副非常爱吃的样子。
“今天找我是为了什么？”我没有胃口。
“给你讲故事呀。还没讲完呢。”
“你习惯对着一个录音机讲话？”
“我看不见录音机。我是给你讲的。”
夏季黄昏的光从阳台斜斜地[chā]进来，在我的餐桌周围散开成一片，于涛就坐在这种光芒里，微笑着，气定神闲。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应该是没有烦躁的，他能让一切都安静下来，只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把桌子简单收拾一下，沏了两杯绿茶。采访机放在茶杯边上，于涛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好像还真有点儿不习惯。”
我坐到了他斜对面的沙发里。
“我讲到哪儿了？”
“你第二次偷东西。”
“对，是偷钱。我偷了四毛钱。”
于涛忽然停下来，把采访机关上：“我能坐到你旁边来吗？”
我让了让。长长的沙发，我们各占一头。采访机在我们中间，仿佛楚河汉界。
他主动地把开始键按下去。
“我第二次偷的是钱。
“如果说我有初恋的话，可能从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
“她也姓于，叫于亚兰。跟我一个班。我们其实早就认识。我们上学跟你们不一样，还要考试什么的，我们是按片‘ti分。住在＊卜片儿就在那一片儿的小学上学。
我们住在同一片儿，她家在四条，我家在三条，两条胡同是平行的。小时候男孩子不跟女孩子玩儿，我们认识也不说话。
“上学了，就不能不说话了，我们俩被老师安排成一个学习小组。主要是她帮助我。我成绩不好。我媽骂我的时候，就说‘你吃了浆子啦？’她忘了还是她喂我吃的浆糊呢。
“我家就够穷的了，她家比我家还要加一个更字。
“我能抽烟吗？”
于涛从他的手包里拿出了一盒烟和一只非常漂亮的打火机。
他确实应该算是时尚人士，也可以叫做成功人士吧？经营一家公司，有丰厚而稳定的收入，因为一切已经进入正轨而有时间关照自己，吃喝穿戴一律讲究名牌。据说，有相当一批年轻的老板都是那些平时看看价钱都令人咋舌的进口名牌衣着和饰品的固定消费者，他们的收入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有这个实力，同时也必须通过这一切把自己的实力告诉别人。
“可以。你不抽烟就不能讲话吗？”
我看着他歪着头点烟，脖子因此拉得很长。
“差不多吧。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
烟雾在我们之间蕩漾着散开，我也得以在朦朦胧胧中仔细端详他。
一支烟的介入，反而使我们都自在起来。
“我怎么知道于亚兰家比我想像得还要穷呢？是因为参加一个活动。
“我们小时候学校的活动特别多，比如学雷锋、歌咏比赛之类的。好像就是歌咏比赛。
于涛忽然非常不自然地看看我，似乎要掩饰什么似的。
“就歌咏比赛。巴。要不，你不好写。还有，于亚兰这个名字你不一定要用，这名字比较常见，太土。”
我点头。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还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夕阳在西沉，夜晚很快就会覆盖一切。一本侦探小说里讲过，人在黑暗中视觉的分辨能力会下降，听觉会变得敏锐。
可是于涛是在口述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还是在尽可能轻松而隐蔽地告诉我关于他自己？
我不想追究。
但是，我非常明白一点：无论真的、假的，我希望于涛把故事讲完。而且，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他在我身边，哪怕是给我编造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一次歌咏比赛，学校要求统一服装。男生穿白衬衫、蓝褲子，女生穿白衬衫、花裙子。女生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头顶上系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我忘了告诉你了。于亚兰她爸是残疾人，一条胳膊，是个捡破烂儿的。我们小时候都怕他，老远地看见他背个筐、一只手拿把叉子、晃悠着一条空袖子过来，我们就赶紧逃跑。她家只有她爸和她两个人，没媽。
“学习小组就是放了学一起做作业。一般都是女生到男生家。于亚兰每天都跟我回家，做完作业才走。
“那天写作业的时候她老发愣。我都写完了，她还没写完。我就催她，她走了，我好出去玩儿。
“于亚兰挺厉害的。我小时候没什么人能管住我，就她能。为什么呢？我怕她哭。每次我一捣乱，她就生气，气得说不出话来，过一会儿，她就哭了。她眼睛特别大，眼泪一对、一对地掉出来，样子特可怜。我就不敢了。
“那天她趴在桌子上跟我说了一句话：“于涛，我不想活了。‘“我吓了一跳。她说完了一垂眼皮，眼泪掉在作业本上。
“我哪儿见过这个呀？赶紧就问怎么了。
“她说：“后天就歌咏比赛，我没有花裙子，也没有红绸带，怎么办呢？‘“我想得简单，说：“这还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