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奴仆、守门的、打更的，其爵位、俸禄、侍奉、赡养、住宅、车辆、服饰、棺椁、祭祀、死生的规定都有不同的等级，年纪小的不得越过年纪大的，地位低贱的不得越过地位高贵的。
由于这样，所以上下有序、民心稳定。
于是辨明土地、川泽、丘陵、高峻与平缓、肥沃与低湿等不同情形，教导百姓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从五谷六畜到鱼、鳖、鸟、兽、荻、蒲、材、干、器械等资财，用来养生送终的东西，没有不全部植养的。
按时植养，而使用时有节度。
不到九月不伐薪；不到九月、正月，不猎捕鱼；不到七月不射杀鸟。
既然要按照时令来选择物用，就像山上不乱砍被伐树木重生的枝条，不击杀正在长而未长成的草木，小虫、鱼、鹿子、鸟蛋，都常常有禁忌。
所以顺应时节，使万物繁盛，用度丰富、完备。
然后、士、农、工、商四民依靠各自的特点，发挥各自的智谋才能，夙兴夜寐，来从事他们的事业，相互地以其所有，交易所无，而都不匮乏，没有政府的征发和限期交纳，使远近都充足。
所以《易》说“：君王依靠财用以成教化，称赞天地长育万物，来救助他的百姓”，“备取万物而极其功用，拿制成的器物把它作为天下人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品德高尚的”，说的就是这一点。
《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不允许混合居住。
士人在闲散的宴席上一起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里一起议论技巧，商人在交易场所相互交谈财利，农民在田野里共同谋划农业生产，从早到晚从事自己的事业，没有谁观视它物而改变自己的本业的。
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育不严肃而他们的事业能够成功，子弟的学习不费力而所学的东西能够学会，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安于所居而乐于本业，认为其食物味美，认为其服饰华丽，即使看见奇丽粉华，不是他们所学习的，像戎、狄对于于越一样避开它，不参与进去。
因此欲望少而事情简洁，财用足而不互相争夺。
于是位居百姓以上的君王，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所以百姓有廉耻之心而懂得尊敬，认为礼义贵重而鄙视利益。
这就是夏、商、周三代君王用德、礼统治百姓，刑法不严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大概原因吧。
到周室衰微，礼法破坏，诸侯鲁桓公雕刻宫椽、饰红屋柱，大夫臧文仲的房屋有雕成山形的斗拱，画着水藻纹的短柱，在厅堂跳着八佾舞，在殿堂用《雍》乐伴奏进食。
其流风下至士人、平民，没有谁不背离诏制而抛弃农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从事商业的人多，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
衰落延至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彻底破坏，上下相互遮掩，一国之内政治不同，一家之内风俗殊异，欲望无节度，僭越等级没有止尽。
于是商人交换难得的财物，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采用违反道义的行为，来追逐时人的喜好而获取世间的资财。
欺诈的人违背事实以求取名誉，邪恶狡诈的人损害他人以求取功利，篡权杀君得到国家的人成为王公，强取豪夺建立家业的人是英雄。
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戮不足以威慑小人。
富有的人，木土披上了文锦，犬马有吃不完的肉粟，而贫困的人短褐破烂不完整，只是含豆饮水以充饥。
他们是普通百姓，地位同等而在财力上相争，虽为奴仆，但还没有怨恨的表情。
所以那些粉饰欺诈为非作歹的人，自我满足于一时；守道循理的人，不免于饥寒的忧虑。
教令从上面兴起，是由于法律制度的无限。
所以列举他们所作的事情，来记载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得作好备战工作；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求购用，才算懂得什么是财货，掌握了‘时’与‘用’二者的规律，那么各种货物的流通情况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天旱则备船以待涝，天涝则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勾践照此治国，十年后国家富起来，拿出丰厚的钱财来收买兵士，于是消灭了强大的吴国，洗刷了会稽被困之耻。
范蠡叹息说“：计然的致富之策十条，越国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报仇雪耻的愿望。
既然用它施用于治国而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到陶邑改名为朱公。
朱公认为陶邑为天下中心，各地诸侯从四面八方通达这里，交流货物是很容易很便利的，于是他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而不另靠人力经营。
所以他作为一个善于生财致富的人，能够不靠人力而随机应变。
十九年间三次积累到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贱之交和远房的本家兄弟们。
后来范蠡年老，听任子孙继治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万钱。
所以人们谈论富翁时称他为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那里学习之后，退而做官于卫国，又在曹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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