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就派王歙和他的弟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为祝贺单于继位，赐给很多黄金、衣被、缯帛，并说他入朝侍奉的儿子登仍健在。
又要求用金钱来购回陈良、终带等叛徒。
单于就把四个叛徒以及亲手杀死戊己校尉刀护的凶手芝音的全家二十七人都抓了起来，用囚车装着交付使者，并派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护送王歙、王飒回国。
后王莽用他新制的“焚如”之刑，将陈良等人都活活地烧死了。
接着撤除了边境上十二部将率屯兵，只保留了一个游击都尉。
单于贪图王莽的赠馈赏赐，所以外表上恭顺仍像对待汉朝的老样子，然而内心里却想着抢劫掳掠带来的利益。
加上他的使者回来后，知道了他儿子登被杀的真相，更是怨恨，就不断从左地派兵入边劫掠。
王莽派使者质问，他就说：“这是乌桓和匈奴的一些无赖奸民干的，就好比中国境内的盗贼一样。
咸刚刚继位治理国家，威信还很浅薄，我一定竭尽全力来禁止，不敢对中国有二心。”天凤二年五月，王莽又派王歙与五威将军王咸带领伏黯、丁业等六人，出使护送右厨唯姑夕王回匈奴，顺便将以前所斩的登以及其他匈奴贵人的灵柩送回，都是用普通的驿车装载的。
走到塞下，与单于派来迎接的云、当及其儿子大且渠奢等人相遇。
王咸等到后，又送给单于很多金银珠宝，乘机劝说他改变封号，将匈奴改为“恭权”，把单于改称“善于”，赐给他新的印绶。
又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封当的儿子奢为后安侯。
单于贪图王莽的金银币帛，所以也就姑妄听之，然而寇边掳掠却依然故我。
王咸、王歙又将购买叛徒陈良等的金钱交付给云和当，让他们按功行赏。
十二月，王咸一行回到国内，王莽大喜，赐给王歙钱二百万，伏黜等人都一一得到了封赏。
单于咸在位五年，于天凤五年(18)死去，其弟左贤王舆继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革是单于。
所谓“若革是”，就是匈奴语中“孝”的意思。
自呼韩邪单于以后，因与汉朝的亲密关系，看到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非常仰慕加以仿效，所以都在单于前面加上“若革是”。
呼都而尸单于舆继位后，仍贪图财货、赏赐，派大且渠奢和云的妹妹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一起带着贡品到长安去。
王莽派和亲侯王歙与奢一起来到利虏塞下，与云、当等相会，乘机以军队相胁迫，将云、当等裹挟到长安。
云、当的儿子在塞下逃脱，跑回了匈奴。
到长安后，王莽将当拜为须卜单于，企图派大军出塞辅助他上台。
由于军队已从边塞调开了，在匈奴更被惹恼的情况下，大肆攻打边塞，北部边疆由此大为败坏。
正好此时当病死了，王莽便将他的女儿陆碩任嫁给后安公奢作妻子，所给予他们的尊宠非常之厚，始终想出兵立他为单于。
恰好汉朝的军队诛杀了王莽，云和奢也都死了。
更始二年(24)冬，汉朝派中郎将归德侯王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予单于原来汉朝所制的玺绶，王侯以下授予印绶，顺便将云、当剩下来的亲属、贵人以及随从人等送回。
单于舆十分傲慢，对陈遵、王飒说“：匈奴本来与汉朝是兄弟，因匈奴国内动乱，孝宣皇帝辅助呼韩邪单于立国，所以称臣以尊汉朝。
现在汉朝也是天下大乱，为王莽所篡位，匈奴也曾出兵攻打王莽，抢光了他的边境，使天下骚动而思念汉朝，王莽终于失败而汉朝复兴，也有我的功劳，应当再度尊奉于我！”陈遵与他辩难很久，单于始终坚持这样说。
第二年夏，陈遵等回国。
正好赤眉军张望进长安，更始帝失败。
班固评论：《书经》上说“蛮夷猾夏”，《诗经》上称“戎狄是膺”，《春秋》上说：“有道守在四夷”，夷狄成为中国的祸患，其年代真是太久远了。
所以自汉朝兴起以来，忠言良谋的臣子们何尝不时时以运筹之策争论于庙堂之上？高祖时则有刘敬，吕氏时则有樊哙、季布，文帝时则有贾谊、晁错，武帝时则有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而总括其要点，都可归到两个方面，即宽衣博带的儒生都主张和亲，而披甲戴胄的武士都主张征伐，这些都只是根据一时的利害的偏见，而没有深究匈奴为害的自始至终。
自汉朝兴起以至如今，所经历的年代，比春秋时期还长，其间与匈奴的关系，有时友好往来与之和亲，有时出兵动武大加攻伐；有时低声下气小心侍奉，有时示之以威使其臣服，或屈或伸的不同变化，或强或弱的相互转换，这些前事之因是可以探求的。
昔日和亲的主张，首先由刘敬提出。
当时天下刚刚平定，就遭到平城之难，所以采纳了他的主张，与匈奴结下和亲之约，以财物馈赠单于，企望以此使边境安宁。
惠帝、高后时仍照此办理，但匈奴犯边为寇不仅没有停止衰减，而单于反而更加骄横傲慢。
到文帝时，又与匈奴互通关市，以宗室之女嫁单于为妻，增加对他的馈赠礼物，每年达千金之多，而匈奴却几次背负约束，汉朝边境屡被其害。
因此文帝中年，发愤图强，亲自穿上戎装，跨上战马，带领六郡良家子弟中的材力之士，驰骋射猎在上林苑中，讲习演练战斗阵式，集合天下的精兵，检阅于广武，以冯唐为顾问，与他商讨任用将帅之道，不禁喟然叹息，想望古代的名臣。
到此时和亲对汉朝之无益，已完全为事实所证明。
董仲舒亲眼看到了以上四世的事件，但仍想照老章程来办，只在约束中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他认为“君子为义所动，贪人为利所动，比如匈奴，就不是可用仁义说教的，惟一可行的就是以厚利来取悦他，同时与他对天盟誓；所以要给他更丰厚的利益以打消他的掳掠之意，与他一起对上天盟誓以使约束更为坚固，让他派爱子来当人质以系住他的心。
这样，匈奴虽然想反悔，但他怎愿失去重大的利益、怎敢欺骗上天神明、怎能忍心爱子被杀呢？送给匈奴的财货再多也比不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城池再坚固也抵不过派一女子去和亲的力量，而使边境戍守的将士能够父兄安稳地睡上一觉，幼小的儿子能够口中有食，匈奴的战马不再到长城下窥伺，中国境内看不到带弓持箭的士兵，不也是大有益于天下么！”分析董仲舒的议论，以实际情况相考证，可见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而且对后世有害。
武帝时，虽然出兵征伐战果累累，而士兵、马匹死亡的也不计其数；虽然开辟了河南之地，建立了朔方郡，但也丢掉了造阳以北九百里的地方。
匈奴人民每来投降汉朝，单于也就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不驯仍然如此，怎么可能以爱子来作人质呢？这真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言论。
如果没有人质，和亲之约就只是空文，就是重袭文帝既往的悔恨，而助长匈奴贪求无已的欺诈之心。
如果不慎选保边守境的良将，不修缮障塞隧道等保边御敌的依凭，不磨砺长戟劲弩等精良的武器，不发挥自己的长处以打击来犯之敌，而只是向民众聚敛赋税，不远万里给匈奴送去货赂，就好比割剥百姓的皮肉，以供奉养肥自己的仇寇，相信他的甜言蜜语，死守一纸空文的盟约，而希冀匈奴之马不到长城窥视，不是想入非非么！至宣帝之世，上承武帝时奋力反击的威力，加上匈奴碰到百年不遇的厄运，因其国内动乱几乎灭亡，汉朝权衡利弊因时制宜，威德并用，然后单于才稽首臣服，派儿子入朝侍奉天子，三世之中称为屏藩，以宾客身份往来汉庭。
这一时期边境城门晚闭，牛马遍野，三世之中没有犬吠之惊，黎民百姓没有兵徭之役。
后六十余年之间，遭到王莽篡位，才又生出嫌隙，单于由此将责任推于中国而断绝情谊，王莽于是斩了他的侍子，边境之祸就又酿成了。
以前呼韩邪开始朝拜汉朝时，汉朝君臣议论以什么礼仪相待，而萧望之说：“所谓戎狄荒服，就是说他来臣服是恍惚无常，有时来有时去，应该以宾客之礼相待，而不必让他称臣。
这样的话，如果他的后嗣逃跑了，对中国来说也不为叛臣。”到元帝时，朝廷议论撤除边塞的守备，侯应认为不可，可以说是盛不忘衰，居安思危，具有远见识微的明智。
至于单于咸竟然弃其爱子于不顾，贪嗜财利以至如此，侵犯边塞掳掠所获，每年以数百万计，而和亲所得到的赠馈，每年则不超过千金，对他来说怎么能不抛弃作人质的儿子而愿失去重利呢？董仲舒的言论，其漏洞就在这里。
谋划国事发表议论，不图万世的稳固，只顾一时的安宁，是不能经受时间考验的。
比如对征伐的作用，针对秦汉的情况，严尤所议论的就十分得当。
所以先王度量国土，以中心作为王畿，再划分九州，排列五服，随地之所产贡奉方物，定出内外有别之制，有的以刑政来治理，有的以文德来昭明，主要是按亲疏远近的关系而采用不同的办法。
因此《春秋》以诸夏为内而以夷狄为外。
夷狄之人贪财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与中国服装有别，习俗相异，饮食不同，言语不通。
他们居住在偏僻遥远的北方边陲，露宿于天寒地冻的野外，追逐水草畜牧、射猎为生，和中国之间隔着高山、狭谷、沙漠，这是天地用来断绝外和内的界限。
因此古代圣王把它们看成禽兽，不与它们定约盟誓，也不去攻打征伐它们。
认为与其定约则耗费财物显得软弱可欺，攻打它们则劳苦军队还招来祸患。
其土地不能耕种生产粮食，其民众不可臣服加以蓄养，所以外就是外，不得准其入内；疏就是疏，不必与其亲近，政令教化不必涉及其人民，正朔改换不必加于其国家；它来进攻则坚决抵御，予以严惩，它逃窜而去则仍要警惕，加强守备，它仰慕仁义而进贡奉献，则以礼让相接待，并注意笼络不使断绝，即使破裂，其背信屈理也在于彼方。
这才是圣王制御蛮夷的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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