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天子之尊不可企及。
有句谚语说‘要打老鼠却又怕打坏了器物’是个很好的比喻。
老鼠靠近器物，尚且顾忌而不打，恐怕伤及器物，何况对于亲近主上的贵臣呢？用廉耻节礼约束君子，因而有赐死而无诛戮的耻辱。
黥面劓鼻之刑不施及大夫，是因为他们离主上不远。
礼规定，人君所乘之马不得察看其齿数，践踏其食草者应予惩罚；见到君主所用几杖要起立，碰上君主乘坐的车要下拜，进入宫殿正门便要碎步疾走，君主所宠之臣即或有过错，也不对其本人施加刑戮之罪，这都是因为尊君的缘故。
这就是主上用以预先远离不敬之人，而对大臣优礼有加以砺其志节。
而今自王侯三公等亲贵，都是天子应和颜悦色予以优礼的，即古代天子称之为伯父、伯舅之人，然而把他们与黎民百姓一样绳之以黥、劓、..、刖、笞、骂，弃市之法，那不是像殿堂失去了台阶一样吗？被杀被辱者不是过于迫于天子么？如果不行廉耻，大臣无以掌握重权，大官不是有像罪徒皂隶一样的无耻之心么？秦二世被定重罪杀于望夷宫之事，即源于秦制投鼠不忌器之风习。
“臣听说，鞋子虽新不宜放在枕上，帽子虽破不能用于垫鞋。
曾在贵宠之位的人，天子曾和颜悦色优礼有加，吏民曾俯首伏拜敬畏不已，现今有了罪过，皇上下令废黜他也行，斥退了也行，赐他死也行，诛灭他也行；但如将其束缚，用长绳牵着，送到司寇衙门，编入一般罪徒，任由司寇小吏鞭打詈骂，恐怕让黎民百姓看见不是好事。
卑贱者将知尊贵者既有一旦之刑，心想我也可以如此对他，这不是让天下学习礼义，懂得尊尊贵贵之理的做法。
天子所曾宠贵，万民所曾敬畏之人，死便死了，岂能如此舍弃礼义让卑贱者污辱他么？“豫让曾服侍中行的君主，智伯讨伐中行将其灭掉后，他转而服侍智伯。
到赵灭智伯时，豫让却熏面毁容，吞炭坏声，定要报答智伯，赵王五次起用他而不任。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中行之君待我像一般人一样，我也就同一般人一样对他；智伯以国士礼遇待我，我当然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这同一个豫让，以前叛君事仇，行如猪狗；以后又坚持气节，尽忠报主，具有烈士之风。
这都是人主使然。
所以主上待其大臣如犬马，大臣也就以犬马自为；待其如待罪徒，他也就以罪徒自为，愚钝无耻，丧志无节。
没有廉耻之心，又不自尊自重，凡有利益便去，一有机会就夺。
主上一旦失败，就乘机予以谋篡；主上遇到灾难，则只求自己苟免而袖手旁观；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不惜出卖主上。
这种人对于主上有何用处？在下的群臣极其多，在上的人主只有一个，主上之生命财产完全托附于群臣，如果群下都是无耻之徒，苟安之辈，则是人主的最大病痛。
所以古代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以此来砥砺宠臣的志节。
古代大臣犯有不廉之罪的，不叫做不廉，而说成‘..簋不饰’；犯有污秽淫乱之罪的，不叫做污秽，而说成‘帷薄不修’；犯有疲软不胜任之罪的，不叫做疲软，而说成‘下官不职’。
如此，亲贵大臣有其特定的罪名，就好比不加斥责但正色称呼一样，实际上是加以迁就并为其隐讳。
大臣犯罪如在大谴大责范围之内，听到责问便穿上丧服，放置一盆水和剑，在请罪之室里自刭，不需主上派人绑缚而去。
如罪在中等，听到主上之命便自己吊死，主上无需派人绞其颈项。
如属罪大恶极，听到主上之命便应北面朝拜，然后跪着自裁，用不着主上派人按住其头颅行刑。
并说‘：作为大夫你自己犯下了罪过，我对你可是待之以礼啊！’越是待之以礼，群臣越是自重；顾其廉耻礼义以待其臣，而臣下不以气节回报其君的人，就真不是人类了。
等到教化而成风俗，那么，为人臣者就会念主忘身，忧国忘家，为公忘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只与礼义同在。
教化达到上乘，那么父兄之臣便能真正为宗庙而死，法度之臣真正为社稷而死，辅翼之臣真正为君上而死，守土之臣真正为城敦边疆而死。
所以，所谓圣人拥有金城之说，即是以物来比拟人的志节。
他既能为我死，我当然能与他同生；他既能为我亡，我当然能与他俱存；他既能为我不避危难，我当然能与他共享平安。
有顾德行而忘私利，守节操而仗义气之臣下，就可以托付不须制御之权柄，可以寄托尚未成人之遗孤。
砥砺廉耻奉行礼义以致如此，对主上有什么损失呢！而当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长期沿袭无阶无级之法，所以臣可为长叹息者正在于此。”当时绛侯周勃被罢相回其封国，有人告发他谋反，被逮捕囚禁在长安狱中，不久释放，又恢复了他的爵位封邑，因而，贾谊正是为此而讽谏文帝。
文帝深深为其所感，从此注意涵养臣下志节。
此后凡大臣有罪，都赐其自杀，再不受刑辱。
到武帝时，从宁成开始才又恢复下狱。
当初，文帝是以代王的身份入京即位，后来将代国分成了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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