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忘了这音声之美，便根本不能算诗。假如诗的存在是立于音声与真理之上，那么，音声部分必是最要的。设若我们说：“战事无已呀！希望家中快来封信！”这是人人有的心情，是真实的；可是这样一说，说过也便罢了；就是每天这样说，也还是非常的平淡；纵然盼家信心切，而这两句话似乎是缺欠点东西——叫我们落泪的东西，赶到我们一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我们便不觉得泪下了。这里所说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还不就是“战事无已呀！希望家中快来封信！”吗？为什么偏偏念了这两句才落泪？杜甫的真理并不比别人高明，他的悲痛，正是我们所经验的；这不是因为那点催人落泪的音乐使人反复哀吟，随以涕泣吗？大概谁都经验过：遇到大喜欢、大悲痛的时候，并不要说出自家的喜欢与悲痛，而是去找两句相当的诗句来吟念着。因为诗中的真情真理与真言语合而为一，那言语的音乐使真情真理自然的唱出；这样唱出便比细道琐屑详陈事实还具体，还痛快。诗人作诗的时候已把思想言语合成一片，那些思想离不开那些言语，好像美人的眼，长在美人身上，分开来使人也不美，眼也难看了。
言语和思想既是分不开的，诗的形体也便随着言语的特质而分异了。希腊拉丁的诗中，显然的以字音的长短为音调排列的标准，而英文诗中则以字之‘音重’为主，中国诗以平仄成调，便是言语特质的使然。中国的古诗多四言五言，也是因为中国言语，在普通说话的时候即可看出来，本来是简短的，字音是简短的，句子也是简短的。为易于记忆，易于歌唱，这诗句的简短是自然而然的。七言长句是较后的发展，并且只是文士的创立体格，民间的歌谣还是多用较短的句法。那七言或九言的鼓词便要以歌唱为业的人们去记忆了。这样，诗既是言语的结晶，便当依着言语的特质去表出自然的音乐，勉强去学仿异国诗格，便多失败。因此，就说翻译是一种不可能的事也不为过甚。只能翻出意思，言语的特质与味道是不能翻译的；而丢失了言语之美，诗便死了一大半！
思想上也足以使诗文的形式分异，那描写眼前一刻的景物印象自然是以短峭为是，那述说一件史事自然以畅快为宜。诗人得到不同的情感，自然找一个适当的形式发表出来，所以：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谢朓，《玉阶怨》）是一段思恋的幽情，也便用简短的形式发表出来。那《长恨歌》中的事实复杂，也便非用长句不足以描述到痛快淋漓。
诗是如此，散文也是如此。描写景物的小品文字，便要行云流水的美好简丽，述说史事的便要详密整炼。严格的说，文的形式是言语之特质，与思想之构成，自然而来的结果，有一篇东西便有一个特异的形式，用不着强分多少体、多少格。更严格一点说，只有诗可以算文学作品，无论多么好的散文，不能把言语的特别美好之点尽量表现出来。自然，散文因为不十分讲求形式，可以自由的运用更适于应用；可是因为求实用便不能不损失了言语的最精彩处。在外国文学中往往把诗分成抒情诗、故事诗、叙事诗等。散文也分成记述文、形容文、讨论文、批评文等。其实这不过是为分别方便，就已有的形式稍为类划；严格的说，文学中只有诗与散文之别，也就够了。
但是这个说法，决不足以服中国文人的心，因为他们最好把那些古东西，翻过来，倒过去的分类，而且颇自傲中国文学的形式比外国复杂完备。我们，因此，也不能不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个分类法。
先看《昭明文选》吧，萧统是个很会作目录的，你看他把文类分立以后，还逐类的附以文章内容的标题，如：赋中有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诗类是也这样，叫人们一望而知所属的文章的内容是什么，是一种很好的排列法。但是他的分类法可有些太繁琐了，他把所选的文分成：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设若把这些类名专当作分目看，像赋中之分京都、郊祀等，未尝不是很好的事。若是拿它们当文的形格看，便太稚气了。为何不简单的分成应用文，文中的附目有诏、令、教、表等；议论文中附史论、论等，岂不较为清楚？本来这些都是散文，不过是用处不同，故形式笔法亦稍有不同；如果照这样严格的分起来，岂不是还要分得更细，以至一文一格。以至无穷吗？
后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把文形分为十三类：论辩、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说、哀祭、传志、杂记、赠序、颂赞、铭箴、碑志。虽然比萧氏的分法简单多了，知道以总题包括细目。可是，这样简化了，便有脱落的毛病，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姚鼐想要替文学分十三体类，而专在箴颂赞铭颂奏议序跋钻营，却忘记最富于个性的书札，及一切想象的文学（小说戏曲等）。”再说，这样的分类原为使人按类得着模范，以便摹仿，可是一类中的同样文字便具有不同的形式，又该何取何舍呢？以祭文说吧，《祭田横墓文》和《祭十二郎文》，同是韩愈作的，同是祭文；可是一篇是有韵的，一篇是极好的散文，这又当何所从呢？
曾国藩更把姚氏分类法缩减，成为三门，十一类。他对于选文章确有点卓见，他正和萧统相反，而各有所见。萧是大胆的把不是文学的经史抛开；曾是把经史中具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提出交给文学。可是他的分类法依然是不巧妙；对论著类他说：著作之无韵者。对词赋类他说：著作之有韵者。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到了序跋类，他又不提有韵无韵了，而说：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以有韵无韵分别，颇有严正的区别；忽然出来个序述其意者，便不是由形式看，而是由内容上看了。这便不一致。他说：传志类是所以记人者，叙记类是所以记事者，典志类是所以记政典者，同是论述文字，而必分清记人记事与记政典之别，分明是叫人便于摹拟，其实凡记述文字都当以清楚详细为主，何必强为界划呢！他的分类法是：
记载门：传志、杂记、叙记、典志。
告语门：奏议、书牍、诏令、哀祭。
著述门：论著、词赋、序跋。
这与姚氏所定，差不多少，而混含不清的毛病是一样的。
我们既不满于这由文章的标题而强为分划的办法，那么，以文人的观点为主，把文学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像：
（主观的） （客观的） （主观的客观的）
散文——议论文 叙记文 小说
韵文——抒情诗 叙事诗 戏曲
是不是合适呢？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文学是个性的表现，描写事务，并不是把事物照下像来，而是把事物在心灵中炼洗过，成为写家自己的产物。这样，完全客观的写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写实，要成为文学，那实在的材料便不能不变为文艺化的。观察自可全任客观，构成时便不觉的成为主观；完全写实像统计表，算术演草，化学公式，实是实了，怎奈不是文学，这样分别又似乎不妥。
有人又以言情、说理、记事等统领各体，如：诗歌、颂赞、哀祭是属于言情的。议论、奏议、序跋等是属于说理的。传志、叙记等是属于记事的，这岂不是又须把诗歌之下，再分为言情的，记事的等等吗？这似乎又太繁琐了。
这些的分法，不是失之太繁，便是失之太简，求繁简适当，包括一切，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倒是六朝时文笔之分有些道理，因为正合我们前者所说散文与韵文之分。《文心雕龙·总述篇》里说：（虽然刘勰不赞成这个说法。）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似乎倒简当明白，因为散文与韵文是最易区别，而根本有不同之处。散文与韵文之下，任凭你随便分为多少门，多少类都可以；反之，根本不去管类别，而散文韵文之分总是存在的。总之，分类总是先有了创作物，而后好事的人才能按照不同的形式来区分，从而谈论各形式的长短优劣。看了汉高祖的《大风歌》，便说古人有三句之歌。看了荆卿的《易水歌》，便又添多了一个例子，说古人有两句之歌。这样去找例子，越找越多，结果也不过是能向人报告！古人有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一百句之歌；这种报告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好处呢？至多，也不过指出两句的简峭，三句的高壮；这种说法，人人能看出，又何必你来指出呢？
看形式，研究形式，所得的结果出不去形式；形式总不是最要的东西。形式的美，离了活力便不存在。建筑的美是完全表现于形式上的。可是建筑物是最不经济最笨重的美的表现。中国文学（西洋文学也往往有此病）的死板无生气，恐怕是受了这专顾形式的害处，把花草种在精巧的盆子里，然后随手折拗剪裁，怎能得到天然之美呢。中国的图画最不拘形式，最有诗意；而文学却偏最不自由，最重形式，也是个奇怪的现象，解放了粽子形的金莲，或者脚的美才能实现吧？那么，文学也似乎要个“放足”运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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