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义有何干涉？此拟不论，殊为可笑。”又曰：“若龙图本合，则圣入不得其象，故天必先散而示之。夫以圣人之智，天即合而示之，圣人岂不能见其所分？且使天合而圣入果不能见其所分，当其散也圣人又岂能合而用之邪？”又引黄宗羲说：“《龙图序》见于《宋文鉴》，以十为河图。朱子辨刘牧九为河图之非，不取此为证者，以其为假书也。序之为说，固不能无疑，谓河出未合之图，伏羲合而用之，是伏羲画卦又画图矣。”
我们从所谓“龙图”之书或序的前后演变过程中看到，是《易数钩隐图》卷下突出“龙图其位有九”之一语而后伪成“龙图”之书与图（当时却不属之陈抟，故郑樵“记有”不属作者），至朱熹“龙图为假书”之一语而后伪成“易龙图序”(吕祖谦为当时士大夫所欺，误以十数河图出于古而录之)。至雷思齐则不辨其伪而用以驳陈抟、刘牧、李觏之非；至张理则亦不辨其伪而用以推说朱熹《河图》、《洛书》之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说到底，所有的黑白点河洛图皆非真正易图。而我们于易图学史中用大段文字叙述这些并非真正易图之图，也正是因为这些图大量地充斥于历代的易学著作之中，不得不言之而已。雷思齐斥刘牧为“妄人”，斥朱熹、蔡元定为“妄人中之妄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宋初至宋末的“河洛说”。自立一说的目的则在于证明，如果要用黑白点数来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不仅仅有刘牧、朱熹的两种答案，第三种答案也是存在的。特别是他“‘洛书”不可画为点数之图的主张，更是鲜明。如果我们注重其有关“河图”辩证的大量文字，则不失为攻伐有宋一代“河洛说”的好文章。一个道教人士难得有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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