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河，伏羲因之画八卦于先，是为先天，中于地者洛也，神龟负书而出于洛，文王取之重位八卦于后，是为后天。羲先文后，岂不易简，岂不明白欤？”
今天看来，王申子的圣人则所谓的黑白点数河、洛图书画卦、重定卦位说，虽然有发先儒所未发处，但是并无什么可取之处。其对“先天”、“后天”的“非先于天后于天之谓”之议论，虽然可立一家之言，但也不得邵雍“先天之学，心也”心法论的本指。其可取之处则在于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难得在朱熹之后百余年有此至论。周子《太极图》问世后至南宋中期经朱熹之改造，则顿失其原本之义，至元初经王申子著《大易缉说》方晦而复明。惜乎王氏本朱熹改造之图，而不取朱震所列周敦颐《太极图》本图，故其解说仍有不达周子建图立说本意之处。王申子把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同“河图洛书之易并伏羲之画、文之重、周公之爻、孔子之系”并列为“六易”，可见其对周敦颐的推崇程度不一般。为什么要从“古今说易七百余家”之中独取《周濂溪太极图》为六易之一？实是因此图能尽《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王氏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态度及其高于朱熹的疏解，将益于后人从内涵和渊源两方面对《周子太极图》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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