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处事处。仁者乐山，亦以此推之。”今按：今人只谓孔子朱子不生我时，哪知我所当处。我所知，亦即在此胜了孔子朱子之所不知。读此条，心中又觉如何。
朱子又曰：“仁者乐山一章，与樊迟问仁知章相连，自有互相发明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见得日用之间，流行运转，不容止息。胸中晓然无疑，这便是知者动处。心下专在此，都无别念虑系绊，见得都是合当做底事，只恁地做将去，这是先难后获，便是仁者静。”又曰：“自仁之静知之动而言，则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动知之静而言，则是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今按：朱子逐处体玩发明，皆自有味，读者其深会之。
齐一变章。
朱子曰：“变鲁只是扶衰振弱而已。恰似一间屋，鲁只如旧弊之屋，其规模只在。齐则已经拆坏了。”今按：此条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大抵变，扶衰振弱则易，从头改造则难。朱子又说：“今日变时先变熙丰之政，以复祖宗忠厚之意，次变而复于三代也。”今按：善治春秋及宋史，则朱子之意可见。不问历史，仅言变，则第一当变者自为孔子，而朱子则可勿论。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亦视中国如一旧弊之屋。新文化运动以来，则欲将此屋拆去。不期五千年老屋尽拆不完，是亦出当时意料之外者。
君子博学于文章。
朱子曰：“博文约礼，圣门之要法。博文所以验诸事，约礼所以体诸身。”今按：二者仍是一本，即验诸事而已。又曰：“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自尧舜以来，便自如此说。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约礼。”今按：此条阐说甚深。博文乃所以求精。朱子又曰：“博文则须多求，博取熟讲而精择之，然后可以浃洽而通贯。”约礼所以求一者，日用之间到得行时，却是一理是也。又曰：“知崇礼卑，博然后崇，卑然后约，物理穷尽，超然于事物之表，则所谓崇。戒慎恐惧于一动一举一言一行，则所谓卑。”又曰：“礼是归宿处。”今按：中国人讲学，只要归宿在一己日用之间，此非至卑乎。而凡所讲求，则穷尽物理，超然于事物之表，此又非至崇乎。今人讲学只求专，不求博，只精于一门，已非中国古人之所谓精矣。又不归宿在自己身上，只求把自己归宿在所从事之一项学问上，既不博文，亦不约礼，只把己约在文之一目中而已。看来像是多文，实在则属无己。博而非约，约而非博，在文字上论，虽可同用此博约二字，而内容意义则大不相侔矣。
如有博施于民章。
朱子曰：“博施济众是无尽地头，尧舜也做不了。盖仁者之心虽无穷，而仁者之事则有限，自无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说，便尽无下手处。”今按：一项道理，有就心上说，有从事上说，有从理上说。如博施济众是仁，亦是理。但就事上说，便做不尽。纵如尧舜，具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做不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心上说，也是仁，从事上去做，亦可下手做得去。故中国人讲理，多要就事上讲，更要从心上讲。若离了事与心，专来讲理，便有时会成非理。但也不能离了理来讲事来讲心，那事与心也便多转入非理方面去。此乃中国人所谓之中道。从理上讲，则随时随地无穷无尽。从事上讲，则当前便可着手。从心上讲，则当从人心同然处，人人可以合作。中国人则贵在此三方面能同时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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