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章。
朱子曰：“循万物自然之性之谓道。若谓以人循之而后谓之道，则人未循之前，谓之非道，可乎。”今按：孔孟言道，率本人文立场。即《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显指人文方面之率性言。今朱子改说成循万物自然之性，则乃万物自然率性，不专指人言。此所谓道，乃杂庄老道家，又羼进了自然立场。宋代理学家与先秦儒有相异处，主要在此。《中庸》一书本杂道家义，而朱子此条说得更过。治中国思想史者，于此当有辨。然论其大传统，则程朱实仍孔孟，不得谓其有标新立异，自创一说之心。
朱子又曰：“道只是性之分别处。道与性字其实无甚异，但性是浑然全体，道字便有条理分别之殊耳。”今按：此处谓性是浑然全体，乃从程氏性即理也一语来。古人解性字皆不如此说。今就程朱语以今语说之，则性是一大自然，而道则是大自然中万物各殊的分别了。此恐决非《中庸》书中之本意。
朱子又曰：“道不可须臾离，当参之于不可离不能离之间。”今按：道不可须臾离，乃警戒人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不可离即是不该离不当离之意。何以又却说不能离，此又杂道家义。人生即沉浸在大道中，虽欲离却离不去。此显与儒家义有不同。
朱子又曰：“如曰道在瓦砾，便不成不在金玉。”今按：道在瓦砾，又在金玉，即道是一自然大全体，无所不在，无法脱离它，即不能离也。此是道家义。但朱子此处语，亦可谓正在驳道家。依道家言之，原始人类始合道，进入人文始有尧舜出来，便离道非道了。儒家则正要教人由瓦砾转成为金玉，则金玉始是道，而瓦砾非道。惟朱子意，则瓦砾金玉皆有性，是一浑然全体，瓦砾与金玉只在此全体中有分别。故道在瓦砾，亦在金玉。此则与先秦儒家义终不全同。
朱子又曰：“道不可须臾离，言道之至广至大者。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极者。”今按：道至广至大，乃不能离，此属道家义。儒家言道至严至切，故不可离也。至于莫见乎隐，莫显于微，乃指人之修为言。在其隐微处更易显见出来，故更须戒惧也。今谓道之至精至极，故能见乎隐显乎微，此则道家未之言，朱子乃牵拉于《中庸》之言，而勉强言之耳。《中庸》本系一晚出书，与《易大传》同为羼杂道家言而成。朱子解释四书，亦独于《中庸》语多出入。如上引言性与道，皆指宇宙大全体言，与《中庸》显不同，然亦不得不说是理学思想之更较先秦进一步处。
朱子又曰：“余早从延平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适又与余意合，用是益自信。虽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为少作失传而不之信也。然闲以语人，则未见有能深领会者。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余忽自疑。斯理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纷纠而难明也，听之如此其冥迷而难喻也，意者乾坤易简之理，人心之所同然，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门人高弟之手，亦不应一切谬误以至于此。则予之所自信者，无乃反自误乎。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性情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适足以自误而已。至于推类究极，反求诸身，则又见其为害之大。盖不但多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窃自惧，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远，厌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壬辰八月丁酉朔，朱仲晦。”今按：朱子为学大要集中偏重于其自己日常生活之心地工夫上，即此篇可见。此即朱子为学确属儒家传统一明例，不得以其言论中偶有羼杂进道家言，而骤谓不同于儒家大统也。《中庸》之书，朱子早年即受之于李延平，而对于喜怒哀乐之未发已发一问题，中间屡经曲折，直至其与蔡季通言，则已达四十之年。而此文则在朱子之四十九年，其往复于心中，相互讨论于师友之间，可谓已迄于其晚岁而始定。则其辛苦体会，反复疑信之过程，此乃一代大贤自己亲自叙述之一具体实例，尤当为有志儒学者所注意，故详引之如上。惟犹有一层当明辨者。《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主要限于喜怒哀乐之情感方面。而程朱所思索讨论者，似乎乃属心之未发与已发。此两层似有不同。不可谓心体只限于喜怒哀乐，则程朱所提，似当属另一问题，与《中庸》有不同。或可谓，心之未发已发，问题更广大，更深微。然先秦儒未尝及此，则亦显然矣。此又宋代理学家与先秦儒一相歧处，治中国思想史者当注意也。
朱子又曰：“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之一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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