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养者养此。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也。从前是做多少安排，无顿着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缆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岂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谓未尝致纤毫之力者，真不浪语。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自余虽不敢妄议，然味其言，亦可见矣。又曰，只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夫岂别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龟山谓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验之，则中之体自见，未为尽善。大抵此事浑然无分段时节先后之可言。今着一际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处。此岂有一息停住时耶。只是来得无穷，便常有个未发底耳。若无此物，则天命有已时，生物有尽处，气化断绝，有古无今久矣。此所谓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见得，亦无揣摸处也。”今按：上引乃朱子四十八岁前，对此问题之旧意见。其所谓未发，乃指宇宙大自然之浑然全体。以西方哲学用语言之，则乃自然哲学中之形上学语。孔孟立言，乃全从人文事为方面着想，何曾注意及此。杨龟山语，至少当与《中庸》原意相近。程朱均先涉猎于老释，惟遇说孔孟语，限于文字，少能涉及此等处。而遇说《中庸》，则未免多出入。惟朱子亦知之，故依时代先后，朱子意四书当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序。而朱子教人读此四书，则先《大学》，次《论》《孟》，最后始及《中庸》。而又以《中庸》为最难读。则朱子心中，亦早存《中庸》与《论》《孟》有不同处之一观念存在矣。惟《中庸》原书，与朱子所说仍有隔别，则朱子似因精思而转失之矣。
朱子又曰：“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然观程子之书，多所不合。因复思之，乃知前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工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接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功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审也。”今按：上引乃朱子四十八岁后所悟之新说也。所论察识与涵养工夫之一节话，诚湛然儒者之言也。朱子论观程子语不当专守一说，当据其文集遗书而细求之。其实读朱子书，亦何不然。亦当会通其《文集》《语类》与诸书而细求之。因朱子为学，只是博文约礼。知道些前人底，而于己奉行有准则而己。其已所立言，一须向上推求，通读《论语》二十篇，始可见朱子所窥之孔子意。通读《孟子》七篇，始可见朱子所窥之孟子意。通读《近思录》一书，可见朱子所窥之周张二程四家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以下中国学人率如此。而朱子尤为杰出。亦有朱子一己之会通发明处。即如此精要一编，上起朱子五十以前，下迄朱子七十以后，历时已近三十年之久，其门人弟子记录师语者，收于斯编，亦逾六十人以上。此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发，非如西方哲学家，先选定一论题，专意撰为一书，自抒己见。一若专为备人之反对攻击，而必求自圆其说。中国惟《庄子》七篇，《老子》上下篇，谢绝人事，一心撰着，稍近其例。荀韩诸家，仍是分题立说。吕览淮南，乃集宾客成书。求其一人撰一书，期成一家者，为例不多。此又中国与西方学术相异一显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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