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禁军使朱玫讨之。重荣率李克用以兵来战于沙苑。禁军大败。（通鉴同）旧书但云沙苑之战，禁军为重荣所败，令孜挟天子幸宝鸡。李克用闻之，乃与重荣入援京师。一似沙苑之战，克用不与其事，及帝出奔后，始起兵勤王者。此或后唐修史时，为克用讳耶？
新旧书各有纪传互异处
旧书本纪：幽州军乱，逐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为留后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主留后务，仍赐名仲武。”是绛即仲武也。而新书则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又杀行泰，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讨绛，朝廷因命仲武为节度。是绛与仲武判然两人。及考旧书张仲武传，史元忠为行泰所逐，行泰又为绛所逐，适仲武遣吏吴仲舒奉表至京，宰相李德裕问故，仲舒谓“行泰、绛皆客将，故人心不附，仲武本旧将，素抱忠义，可为帅。”德裕乃奏以仲武为节度使。是旧书列传内，亦未尝以绛与仲武为一人。而本纪乃谓绛赐名仲武，此纪传互异之显然者。合新书列传及通鉴核之，此旧书之误，在纪不在传也。
新书本纪：杀梁郡公李孝逸。案新书孝逸传，讨徐敬业有功，后为武三思所谗，将置之死，后念其旧功，免死流儋州。旧书孝逸传亦然。是孝逸未被杀也，此新书之误，亦在纪而不在传也。
新旧书误处
严武传：旧书肃宗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案长安即京兆也，既收长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并未据长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误也。盖是东都少尹耳。是时史朝义尚据东都，如刘晏亦除河南尹，以盗据都城，乃寄治于长水，然则武所除少尹，当是河南也。新书则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管事，贬巴州刺史。然则旧书所云，以贼阻不之官者误。鲁炅传：炅守南阳一年，与贼将田承嗣等日夜拒战，力不支，乃率众突围出，投襄阳。新旧二书皆同。是炅已走襄阳矣。而虢王巨传，巨奉命节度河南，诏“贬炅为果毅，以来瑱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守孤城，功足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巨至内乡，贼解围走，巨乃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炅复位。据此，则炅尚在南阳也。来瑱传亦谓炅守南阳，诏以瑱代之。虢王巨奏炅能守南阳。乃诏各复本位。下又云：贼攻南阳累月，瑱救之，为贼所败。是炅亦尚未失南阳。数传核对，俱不符合。当是巨至南阳时，炅尚守城，贼暂退去，其后又来攻，瑱救之，又为贼所败，炅于是走襄阳耳。
郭子仪传：新书代宗即位，子仪惧程元振谗，乃裒肃宗所赐诏敕千余篇上之。案旧书子仪表代宗云“陛下贻臣诏书一千余篇，自灵武、河北、河南臣所经行，蒙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是代宗为广平王与子仪同收复两京时，军中往来手札也。代宗既即位，故即谓之诏敕。新书以为肃宗诏敕，殊误。
旧书兴元元年（德宗），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东南，擒其伪相朱良祐、李俊等，滔遁归幽州。案朱泚、朱滔、武俊、抱真、田悦、田绪等传，是时泚因泾师之变，僭据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悦等方连衡抗朝命，泚遣人册滔为皇太弟，使发兵趋洛阳，与己合势。滔率兵而南，悦托词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贝州，武俊、抱真以滔强横难共事，遂合兵袭滔，大败之，朱良祐等被执，滔遁归幽州。是滔至贝州即败去，未尝近京城也。新书武俊等传则谓败滔于经城。田绪传又谓与武俊等败滔于泾城。然则旧书所云京城东南者，盖经城、泾城之讹也，其地当在贝州耳。而新书本纪此战之前，又书浑瑊及朱滔战于武川亭，败之。朱滔自贝州败后，即归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既未到京西，何得有与瑊战武川之事？据瑊、泚二传，是时德宗在梁洋，瑊为行营副元帅，李晟方围泚于京城，瑊自行在来援，泚遣韩旻、宋归朝、张庭芝等来寇武功，瑊与吐蕃兵败之武川亭，斩首万计。是瑊武川亭所败乃泚将而非滔也。而云瑊与滔战武川亭，此又新书之误也。或书云与泚战而讹刻为滔耳。（欧书贼将必书贼首名，或以泚所遣将，即书为泚）
新旧书刻本各有脱误处旧书张巡传：安禄山陷河洛，许远守睢阳，贼将尹子奇攻围经年，巡以雍邱小邑，储备不足，大寇临之必难保，乃引卒诈降。至德二年正月也（肃宗）。玄宗闻而壮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案巡方诈降，何以玄宗闻而壮之。盖巡以雍邱难守，故诈降以出，而并兵于睢阳，与远同守，故帝闻而嘉之耳。新书巡在雍邱，饷路绝，乃拔众保宁陵，至睢阳与太守许远、城父令姚訚等合兵，遣雷万春、南霁云等战宁陵北，杀贼万人，有诏拜巡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正此事也。而旧书云云，此必有行墨脱落之处。
新书李光颜传末忽叙宋威、曾元裕讨王仙芝一事，大将张自勉表请讨贼，诏乘传赴军。威忌自勉，请以隶麾下，欲以事杀之。宰相知其谋，不听，乃以自勉代元裕。案仙芝之乱，距李光颜已将百年，与光颜何涉？而系其事于光频传后，此亦必错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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