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斌分兵与实，阳助而阴伺之，实危急，即赴博罗罕军与之合，与义斌战于内黄之五马山，义斌兵败被执，史天泽说之降，义斌厉声曰“我大宋臣也，肯为他人属耶？”遂死之。（见元史严实等传）后朝廷讨李全诏有云“彭义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加赠典追封。”（见李全传）是义斌之忠义勋绩比赵立、李宝、魏胜等更有过之，则宋史何得无传？乃仅散见于李全等传，而不另立专传，岂非阙漏耶？
又吴缜作新唐书纠谬，至今尚传其书，而宋史无传；刘克庄诗集、文集为宋末一大家，今亦无传。此皆史家之疏也。
宋史排次失当处
宋史又有不必立传者。欧公五代史，不立韩通传，为本朝讳也。宋史补之，而以李筠、李重进并列为周三臣，是矣！
他如张从恩、扈彦珂、薛怀让、药元福，皆五代时人。
从恩入宋，改封许国公，其入宋史可也。
彦珂、怀让、元福，当宋初即病殁；赵昂、李谷、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并未官于宋，则传之何为？或以五代史无传，不得不于宋史存之，然李谷、李涛在五代尚有事迹可纪，其余本不足书，乃一概入之列传，仍不过叙其历官，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此亦成何史策？
宋臣中宣缯、别之杰、邹应龙、金渊、张磻、饶虎臣、戴庆炯等传，亦但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则传之何为？
其他编次之失，更有当改定者。
张宪、牛皋、杨再兴，皆岳飞部将，旧史本附飞传后，元人修史，另编为卷。（说已见前）
刘子羽、胡世将与吴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应与玠璘相次，今亦各为卷，此犹曰官有文武之别也。解元、成闵皆韩世忠部将，宜附世忠后；郭浩、杨政皆吴氏部将，用兵与吴氏相终始，宜附玠、璘后，今皆另编为卷。盖亦元人改旧史而排次耳。王友直、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既同列一卷；李显忠亦自鄜延起事，间关数国，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胜起兵涟水，据海州以归，与宝共事，此数人者，应汇列为一卷，以显忠为首，胜、宝、友直次之，而今皆各为卷。
秦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终为桧所怜，则次翁应附桧传后；陈自强之附韩侂胄，与次翁之附秦桧一也，则自强亦应附侂胄后，乃皆编入列传，不著奸党，何也？
权邦彦，徽、钦时人，卒于高宗绍兴三年，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亦皆钦、高时人，而厕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皆高、孝时人，并厕于德祐末造李庭芝诸人之列，不几颠倒时代乎？
南唐世家，既立韩熙载传矣，刘仁赡、皇甫晖、姚凤皆完节于南唐者，何以不为立传，以附于熙载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仕于宋，既入之宋臣传矣，南唐之周惟简、西蜀之欧阳迥，亦皆仕宋，历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传，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后乎？此皆自乱其例者。想见元人修史，草率从事，徒以意为排次，不复详细审订也。
史家一人两传史传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审订，遂有一人而重出者。
如顾宁人（炎武）指出元史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两传。可见修史者之草率从事。然蒙古以国语为名，译作汉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画一，致有此误，犹有说也。
若旧唐书列传之七十二既有杨朝晟，九十四又有杨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礼，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礼，宋史列传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靖，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迹，实系一人，并非偶同姓名者。
是修史之草率，更甚于明修元史时。至如辽史有三耶律托卜嘉（旧史名耶律挞不也），一在列传第二十六，一在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两萧罕嘉努（旧史名萧韩家奴），一在列传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两萧塔喇噶（旧史名萧塔剌葛），一在列传第十五，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两达兰（旧史名挞烂），一在列传第十（又名古云，旧史名彀英），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罗索（旧史名娄室），一在列传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为一传，当时已以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别之；又有两额尔克（旧史名讹可），亦同为一传，当时亦有草火讹可、板子讹可之别。此则名虽同而人各别。盖辽、金、元皆以国语为名，诸人国语之名本同故耳。
至如金史之碎不即元史之速不台（即元将之围汴京，掳金妃后及宗族北去者），宋史之兀良哈即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征交趾，由粤西北归者）。此又修史时，各据所译汉字入传，不暇彼此订正也。
监板宋史脱误处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系前明南北监板各一，其中误字落句不一而足。
尤袤传：高宗配享四人，王“俊”误为“浚”
如尤袤传：高宗崩，灵驾将发引，忽议配享，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之前，不加详议，恐无以服勋臣子孙之心。”乃诏更议，后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袤转礼部侍郎云云。
按万里所著诚斋挥麈录，谓洪景卢以浚杀曲端一事，辍其配享。是迈乃辍浚者。今传反云迈请用浚。又按杨万里传，高宗崩，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疏诋之，力言张浚当与。是迈本未以浚入配享。尤袤传云张浚，当是张俊之误也。配享兼用文武，迈既请用吕颐浩、赵鼎两文臣，则武臣必是韩世忠、张俊耳。（案今本已订正为张俊）
曹勋传：曹勋副使，王“纶”误为“伦”
又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勋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金主将侵淮，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
按伦自建炎元年即为通间使至金，绍兴二年，粘罕使伦归报；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张通古来；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宫。太后被拘河间。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从，乃缢死。是伦之死，在绍兴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同使之事？
及阅王纶传：二十八年，金将渝盟，边报沓至；二十九年，朝论欲遣泛使觇之，纶请行，曹勋副之，至金，馆礼甚隆，归言邻国恭顺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时，金已谋犯江，特以善意绐纶耳。据此，始知勋所副者，乃王纶，非王伦也。（案今本已订正为王纶）
张邵传：弟祁下狱株连邵，会桧死得免
又张邵传：邵初使金，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后其弟祁下狱，将株连邵，会桧死得免。
此数语上下不贯，邵既有德于桧，桧自党护之，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乃反云桧死得免。此必有脱落字句处。皆刊刻时校讎不精之故也，当别求善本改之。（按今本仍旧。复按高宗纪，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乙酉，命大理鞫张祁附丽胡寅狱。邵将受株连者，当系此事。胡寅一案，缘于绍兴二十年桧党诬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讥谤，诏送大理寺。而李光已先于十一年遭贬。至是，桧复因忌寅，并坐寅与光书讥讪朝政，狱成，诏胡寅等八人缘坐。至二十五年，乃复牵连张祁。至桧死，高宗虽追封申王，谥忠献，且亲幸其第临奠。而于桧党则稍抑之，且平复桧所倾陷者。二十五年十一月乙丑，乃释张祁狱。十二月甲申，召胡寅等令自便，仍复其官。据此，邵传所谓“会桧死得免”者，系因高宗既释张祁狱，邵自于免论之列。则翼谓“邵既有德于桧，桧自党护之，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乃未辨张祁狱之所由，故有此疑。况桧既党护邵，岂不知构祁必株连邵耶？宋史先叙邵言桧忠节，后叙祁狱将株连邵，应是彰显桧之负恩，纵有脱漏，如作“会桧死乃得免”，则明矣！然则翼“党护”一语，坐邵为桧党，未免率断也。且邵虽有德于桧，然为国出使囚徙，屡濒于死，本为高宗亲重，岂可与桧党同视耶？）
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
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贯入奏。徽宗宠之，赐姓名李良嗣，又赐以国姓。图燕之议由此起，斯固召祸首谋，然良嗣但建此策，听不听，则在乎庙堂之持议也。
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与金太祖约：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数往返。会金太祖殂，金人欲变元约，但予以燕京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约山后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义安在？”金人不从。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徇大国多矣！岂平滦一事，不能相从耶？”金又不从。嗣良嗣又至，以答书稿示良嗣曰“燕京系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税当输我朝。”良嗣曰“租随地出，岂有予地而不予租税者？”金人曰“燕租六百万，今只取一百万，不然，还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尔，岂无曲直耶？”是良嗣衔命往来，能以口舌抗强邻。（以上皆见续通鉴钢目）故宋史本传亦谓往返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
使无收纳张觉之事，金人亦难遽起兵端，（宣和五年，辽人张觉叛金以平州来附，金人以纳叛为责，索之甚急，始命王安中缢杀，函其首送之，金人终以是启衅）而中华疆土复归版图，良嗣方且当入功臣传中。乃张觉之叛金来降，主国计者贪近利而昧远计，辄轻为招纳，良嗣方苦口争之，以为失欢强邻，后不可悔。（良嗣争之不果，坐夺职，削五阶）而举朝醉梦，卒不听从。果致金兵得以借口，不惟新得之地尽失之，并至銮舆北狩，神州陆沈。此则王黼辈之贪功喜事，谋国不臧，于良嗣无与也。乃事后追论祸始，坐以重辟，（靖康元年，御史胡舜陟论其结成边患，败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祸及中国，乞戮之于市。时已窜郴州，诏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即所至枭其首，徙妻子于万安军）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传中，与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论也。
王伦王伦使金，间关百死，遂成和议。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数犯法幸免之语。不知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
伦本王旦弟勖之后，初非市侩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凶焰正炽，谁敢身入虎口？伦独慷慨请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及至金被留，久之，尼玛哈（旧史名粘罕）使乌陵思谋至，伦即以和议动之，欲使其还两宫、归故地，尼玛哈虽不答，然和议实肇端于此。即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语悟室，犹在后也。已而尼玛哈有许和意，绍兴二年，先遣伦归。次年即遣李永寿、王翊来。值刘豫内犯，议遂中格。七年，徽宗、郑后讣至，复遣伦充使奉迎，并乞河南、陕西地。是冬，豫既废，伦入见金主，金遂以乌陵思谋、石庆偕伦来议。八年，再使金，金即遣张通古等来，许归梓宫、母后及河南、陕西地。九年，伦充使再往金，竟以河南、陕西地先付之。
设使金不渝盟，则存没俱归，境土得复，伦之功，岂南渡文武诸臣所可及哉？只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毁前议，伦遂被拘于河间。其后和议再成，遂不得身预其事。然创议于敌势方张之时，与收功于两国将平之日，其难易既不同。且伦之议和，则请帝后疆土全归，而未议及岁币；迨秦桧主和，则寸土不归，反岁输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徒得一母后、二旅柩而已，其难易更不可以道里计。而况李永寿等之来，赖伦以云中旧识，稍损其骄倨；张通古等之来，又赖伦委曲调护，使秦桧就馆受书，以免屈万乘之尊。是其周旋于事势难处之会，即朱弁、洪皓辈有不能及者。盖弁、皓仅完臣节，伦则兼齐国事，其所任为独难，故皓归亦极言“伦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何以使人？”实深服其心力俱殚也。
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其时两国和议久成，化仇为好，即受金官职，亦非反颜事仇，况家本莘县，乡土已属于金，于私计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缢死。（金史谓伦已受官又辞，乃缢死。宋史则谓不受官而被害。按伦如果受官，岂复抗辞？是必未受官也）是不惟谋国之忠，历百艰而不顾；而徇国之烈，甘一死而不挠，视弁、皓等得归故国，身受宠荣者，其身世尤不幸，志节尤可悲也！而区区身后之名，又以市井无赖数语传为口实，至今耳食者几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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