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三史
元顺帝时，命托克托（旧史名脱脱）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时日较明初修元史更为迫促。然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
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说见辽史条内），此辽史旧本也。
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见金史条内），此金史旧本也。
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鸮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鸮采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亦见金史条内）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事见元史托克托传）。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
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鸮采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俱已修订。
而元史托克托传并谓“延祐、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盖宋、金虽各有国史，然其末年，正当国亡时，岂复尚有记载？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记较亲，故金、宋亡国时，纪传更觉详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旧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兴之史，则元代中统、至元及延祐、天历所辑也。
其所以未有成书者，托克托传云“以义例未定，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绪也。
宋辽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芜，辽、金二史又多缺略，昔人多有欲重修者。
元末周以立因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
明正统中，其孙叙思继先志，乃请于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叙传）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以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然亦未有成书也。
其修成者，惟柯维骐合三史为一史，以宋为主，而辽、金附之，并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颇严，阅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编”（维骐传）。
又祥符王维俭，字损仲，尝苦宋史芜秽，手自删定为一书。（维俭传）
是二人者，皆尝修成矣。然维骐本未及梓行。维俭之书，据列朝诗序，谓“损仲家图籍已沈于汴梁之水，其本稿，吴兴潘昭度曾钞得副本。”而曹学佺传，谓“潘曾纮巡抚南赣，得维俭所修宋史，邀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则此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亦终归散失也。
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
宋史事最详唐、宋、金三朝史官记载，其职颇重。五代李谷奏言“起居注创于累朝，时政记兴于近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薛史谷传）宋汪藻亦疏云“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宋史藻传）此近代国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见李谷及宋扈蒙疏）
后唐明宗因史馆赵熙等奏，亦令以诏书及处分公事，令端明殿学士韩昭允录送史馆；其内廷之事、诏书奏对不到中书者，令枢密院直学士李专美录送史馆。（见薛史唐本纪）
晋天福中宰臣赵莹周、显德中宰臣李谷，皆援例奏请行之。（薛史）
故实录之前皆有日历。宋初因扈蒙奏请“凡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抄，以备史臣撰集。”乃诏卢多逊典其事。（宋史扈蒙传）
自是宋代史事较为详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见其记载之备也。
今案宋史本纪，
太平兴国三年，命修太祖实录（史官为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沈伦为监修，共成五十卷。见伦昉等传）又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昉等录送史馆。
真宗初，命钱若水等修太宗实录（若水奏杨亿与其事。凡八十卷，亿独修五十六卷）。寻又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
仁宗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为提举，天圣八年书成，夷简上之。
英宗命韩琦修仁宗实录，神宗熙宁二年修成，琦上之。
是年，神宗命学士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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