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日久功深
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叶方蔼、张玉书总裁其事，继又以汤斌、徐干学、王鸿绪、陈廷敬、张英先后为总裁官，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后玉书任志书，廷敬任本纪，鸿绪任列传，至五十三年，鸿绪传稿成，表上之，而本纪、志、表尚未就，鸿绪又加纂辑，雍正元年再表上，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
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
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
列传体例
他不具论，自魏收、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谱，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宋子京以为简要，其实转滋瞀惑。明史立传，则各随时代之先后，
除徐达、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此仿史记、汉书之例，以叙功臣世次。
杨洪、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则以其家世为将，此又是一例。
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如张玉、张辅父子也，而一著功于靖难，一著功于征交，则各自为传。以及周瑄、周经；耿裕、耿九畴；杨廷和、杨慎；瞿景淳、瞿式耜；刘显、刘綎等莫不皆然。
其无大事可记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何乔新传首，刘仁宅先叙于其子刘大夏传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传后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许进传后附其子诰、赞、诗、词、论等，此以子附父也。）
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战功，则御蕃可附肇基传矣，而以其功在登莱，则宁附于同事之徐从治传，而不附肇基传。
其他又有稍变通者，
徐寿辉僭号称帝，应列群雄传，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则并入友谅传，而寿辉不另传。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
黄福、陈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则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
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术，应入方技传，而以其藉此邀宠，则另入佞幸传。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
自宋史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一若各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阅易眩。明史则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即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
如孙承宗有传，而柳河之役，则云语在马世龙传中。
祖宽有传，而平登州之事，则云语在朱大典传是也。
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
如陈奇瑜传云：与卢象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象升传亦云：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
甚至熊廷弼、王化贞，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则化贞不另传，而并入廷弼传内。
袁崇焕、毛文龙，一经略，一岛帅，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则文龙不另传，而并入崇焕传内。此又编纂之得当也。
而其尤简而括者，莫如附传之例。
如扩廓传附蔡子英等，陈友定传附靳义等，方孝孺传附卢原质等，以其皆抗节也。柳升传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传附邓常恩等，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
至末造殉难者，附传尤多，如朱大典传，附王道焜等数十人。张肯堂传，附吴钟峦等数十人。而史可法传，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乃以诸武臣尽附于刘肇基传。以及忠义、文苑等，莫不皆然。
又孝义传，既按其尤异者，各为立传，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则一一见其氏名于传序内。
又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载其姓名。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后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杨维垣、黄端伯、刘成治、吴嘉允、龚廷祥六人，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维垣独缺，则以此二人本阉党，其事已见各列传中，不屑为之附传。
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
至诸臣有关于国之兴替、事之功罪，则轻重务得其平。
如李东阳、徐阶、高拱、张居正、沈一贯、方从哲、熊廷弼、袁崇焕、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功罪互见，枉幸并呈，几于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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